我与贾平凹缘分建立的机缘,是一种必然的偶然。
坦率地讲,我与贾平凹结识,既是出于文学研究的目的,也是现实境遇的契合。在我上大学之前,虽然贾平凹因《满月儿》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已经名满天下,但对于还在乡村劳作的我来说,并不知贾平凹是何许人也。在进入大学之后,特别是学习了中国当代文学,我方知贾平凹是当代的知名作家,就从图书馆找来一些他的作品阅读。就此来说,我是先识其文而后见其人的。那时,包括贾平凹在内的陕西以及全国当红作家的当红作品,我几乎都读遍了,梦想着有一天也像他们一样“一文天下知”。
在对当代作家的阅读中,似乎是本能地侧重于乡土文学,而对乡土文学作品的阅读中,有意无意间对贾平凹读出了点感觉。于是就系统地阅读,也就有了一些还不成熟的想法。我就想,若能与贾平凹聊聊,以印证自己的阅读感受,也许能增加些自信心吧。
1986年的一天,不知因何事与同乡王新民学兄再次相见,我言及想写关于平凹文学创作的文章,有些想法很想与平凹交流交流,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他的创作,问是否认识贾平凹。新民兄说认识,并爽朗答应引荐。
第一次拜访平凹,印象中是在大车家巷一栋家属楼。不大的客厅,我们分坐在一张折叠式餐桌两旁,边抽烟边聊,几乎没有啥约束。与平凹的交流,印证了我的一些阅读判断,增强了论文写作的自信心。临走,平凹还送我一本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刚出版的他的游记散文集。不久,便写出来评论贾平凹的文章,发在《小说评论》,并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全文收录。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连续写了几篇研究平凹文学创作的文章。每次写文章,都拜访过平凹,交流他对创作的看法。之所以如此,因为我是个愚笨之人,有个习惯,每次写文章,总是想尽量与作家交流交流,了解作家还未见诸文字的更为潜在的心理、想法。这样做,并非要按照作家所说去进行研究写文章,而是首先搞清楚作家是怎样想的,他所要追求与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以此与其作品文本进行比照,看看他究竟做得如何,以便更深入全面地把握作家的创作。
几十年过去了,我写了一本整体研究贾平凹文学创作的专著《精神的映像——贾平凹文学创作论》,一本我与他的文学对话录,主编了一套《贾平凹研究资料汇编》,写了几十篇研究文章。我与平凹始终保持着一种作家与评论家的良好关系。我们也都从青年变成了老年。
我与贾平凹虽然因文而结缘,因文而持续缘分。同时,也建立起一种情分。而令我想不到的是,我与贾平凹还能建立起一种工作关系。
2002年岁末,一次与他闲聊时,他忽然说:“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要办中文专业,让我当院长,推荐中文系主任、学科带头人。你愿不愿意和我一块办中文专业?”我答应了他。就这样,我与贾平凹就有了一种上下级关系:他是院长,我成了他管的中文系主任。自此,我们为办中文专业不断地接触。一年间,我与贾平凹联系接触的次数,比我与他此前十几年还要多。
其间,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引进教师与给学生上课两件事。
创办中文专业,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教师的配备和教学计划的制订。教学计划由中文系副主任淡中扬老师负责,我负责教师的招聘。进人是个敏感的事情,我自然不能也不敢擅自做主。在与院领导反复沟通之后,初步在一二十名应聘人中确定了几位,据此,我就去找平凹,向他汇报教师招聘遴选的情况。
他把每个人的材料都认真地看了一遍。口中嘟囔着:“事情刚开始,一定要把好关,一切以事情为重。要是一开始就徇私情,那后面的事情就没法干了。一定要把专业与学科建设放在第一位,只能干好,咱的责任重大,不要干对不起人的事情,过后叫人骂。”
这次和平凹打交道,我真正了解了他的另一面,也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为人处事的东西。虽然平常他看起来和和气气,但在正经事上,他是谁的意见都难以左右的。第一,他没有私心,用他的话说,他与任何人都无冤无仇,也没有任何关系,就是有,也是看能力不看关系。第二,平凹做这个院长,是非常尽心的。虽然在学校有人常问我平凹来不来、管不管事的问题,我都一笑了之。在学科建设上,他多次给我说,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不要存私心,要抓住人和科研,要长远考虑问题,等咱退休了,给人家留些东西,要叫人家总想起咱。第三,他要我带人,说要有个团队,并笑着说:“你现在啥都有了,多想想中文系的事情,把年轻人带一带。”为此,我曾经用了几年的时间,以课题将中文系的同志组织起来,每一两星期在一起研讨一次。第四,他深谙管理之道,大事不但过问,而且详细了解,绝不拖泥带水。小事情,他就是你说十次,也不进脑子,只一句话,你们看着办,只要把事干好就行了。特别是他对人的信任,用人从不怀疑,让你放开手脚去干,这是我最欣慰的。
再说请贾平凹给学生上课。
2004年12月13日上午,贾平凹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讲了一堂课,这就是与我共同开的专业方向课“文学创作与实践”。
为了给学生讲课,我与平凹的确是费了一番脑子。“文学创作与实践”是列入教学计划的课程,在制订教学计划时,确定这门课程就考虑到了平凹。在前一学期,我先写了个讲授大纲让他过目,本想他说个同意就得了,谁知他却一本正经地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起来,说:“行么,不过我讲啥?”我建议他讲散文,因为我见过他多年前为给师大准备讲散文创作写的讲义,非常好,后来因故未去师大讲课,讲义的一二部分虽收入《静虚村散叶》,但不讲给学生总觉得有些可惜。可他却说对此已没有了兴趣,就说:“还是讲文学语言吧”。
为了这次课,平凹写了十几页讲义。直到前一天晚上,他还在抄改讲义,熬到深夜两三点钟,还是在重感冒情况下完成的。讲义写在稿纸的背面,这是他的习惯。课备得非常认真,是他的字体,字非常小,看起来费眼睛,但清新秀美,笔画流畅,整体上是浑然一体。有几处改动,最后日期已经落款,又加了一段,可见他是写完后又认真看了一遍,大概是觉得意犹未尽,便再添了几笔。
那天的讲课,对于平凹来说,的确是个神来之笔。他走上讲台时还说让我看着时间,可一讲开了,他就像换了个人。一会板书,一会比比划划的,条理清晰,而且越讲越来劲,就像小孩子似的。虽不能用神采奕奕、眉飞色舞来比喻,但的确是讲得淋漓酣畅、声情并茂。那天,平凹讲课板书写了四大黑板,特别是讲到兴致处,将美国一部作品的一大段话写在黑板上,一句一句地比较分析,可谓鞭辟其里、深入浅出。
讲文学语言,平凹完全摒弃了教科书上的那一套,按照自己对语言的感受和理解去讲,给听惯了如我似的刻板教法的学生耳目一新的感觉。坦率地讲,平凹对文学语言的感悟,简直就好像是对自己生命情感的品味一样。特别是他的教学,完全没有了框框,天马行空,但又紧扣话题,句句都是语言问题。这开拓了学生的思路,使他们知道原来文学语言是如此平常,又是如此神奇,更是如此与我们亲近。我总以为,大学教育,重要的不是知识的传授,而是思维方式的开启。因此,我对中文系的老师提出的要求是:一不准照本宣科,二要将知识融会贯通,三要有自己的观点。如果照本宣科,那就不需要老师了,学生自己看书就行了。之所以还需要老师,那是因为学生需要了解课本之外的东西,更需要开启思维。平凹讲语言,把语言讲活了,而且把握住了汉语的本质特征。比如,对汉字的象形问题,语言的准确性、形象性、音乐性等问题,他认为“能准确表达出人与物的情绪的就是好的文学语言”。这实际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语言学问题,语言要有质感,要有味道,要有张力等。最为富有个性的是,他认为语言与身体有关,与人的生命有关。文学创作要善于运用闲话,要学会还原成语,即还原语言。这实际上已涉及语言哲学、现象学等方面的问题。问题讲了七八个,个个新颖而蕴厚,更是感悟的精华。如果没有对语言的深入思考和深切体悟,没有创作实践的支撑,是绝对讲不出这些道道来的。难怪不知不觉中,两个小时过去了,听着一点也不感觉累,倒好像是在看趣味十足的话剧,凝固了时间。
现在我已退休,贾平凹也已不再做西建大文学院的院长。虽然因年龄大了疏于走动,但是我们的交往还在继续,我们的情谊依然如故。这就如他必然要继续写作,而我也在继续文学研究。前一段我去他处签书,路上莫名其妙地想到:不经意间我们交往近四十年了,人都从青年小伙变成了老汉。忽想:要是我们能交往五十年、六十年,甚至七十年,那又该是怎样一种状况呢?
我不知道。
还是让时间去回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