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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分——我与贾平凹
我与贾平凹缘分建立的机缘，是一种必然的偶然。
坦率地讲，我与贾平凹结识，既是出于文学研究的目的，也是现实境遇的契合。在我上大学之前，虽然贾平凹因《满月儿》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已经名满天下，但对于还在乡村劳作的我来说，并不知贾平凹是何许人也。在进入大学之后，特别是学习了中国当代文学，我方知贾平凹是当代的知名作家，就从图书馆找来一些他的作品阅读。就此来说，我是先识其文而后见其人的。那时，包括贾平凹在内的陕西以及全国当红作家的当红作品，我几乎都读遍了，梦想着有一天也像他们一样“一文天下知”。
在对当代作家的阅读中，似乎是本能地侧重于乡土文学，而对乡土文学作品的阅读中，有意无意间对贾平凹读出了点感觉。于是就系统地阅读，也就有了一些还不成熟的想法。我就想，若能与贾平凹聊聊，以印证自己的阅读感受，也许能增加些自信心吧。
1986年的一天，不知因何事与同乡王新民学兄再次相见，我言及想写关于平凹文学创作的文章，有些想法很想与平凹交流交流，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他的创作，问是否认识贾平凹。新民兄说认识，并爽朗答应引荐。
第一次拜访平凹，印象中是在大车家巷一栋家属楼。不大的客厅，我们分坐在一张折叠式餐桌两旁，边抽烟边聊，几乎没有啥约束。与平凹的交流，印证了我的一些阅读判断，增强了论文写作的自信心。临走，平凹还送我一本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刚出版的他的游记散文集。不久，便写出来评论贾平凹的文章，发在《小说评论》，并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全文收录。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连续写了几篇研究平凹文学创作的文章。每次写文章，都拜访过平凹，交流他对创作的看法。之所以如此，因为我是个愚笨之人，有个习惯，每次写文章，总是想尽量与作家交流交流，了解作家还未见诸文字的更为潜在的心理、想法。这样做，并非要按照作家所说去进行研究写文章，而是首先搞清楚作家是怎样想的，他所要追求与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以此与其作品文本进行比照，看看他究竟做得如何，以便更深入全面地把握作家的创作。
几十年过去了，我写了一本整体研究贾平凹文学创作的专著《精神的映像——贾平凹文学创作论》，一本我与他的文学对话录，主编了一套《贾平凹研究资料汇编》，写了几十篇研究文章。我与平凹始终保持着一种作家与评论家的良好关系。我们也都从青年变成了老年。
我与贾平凹虽然因文而结缘，因文而持续缘分。同时，也建立起一种情分。而令我想不到的是，我与贾平凹还能建立起一种工作关系。
2002年岁末，一次与他闲聊时，他忽然说：“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要办中文专业，让我当院长，推荐中文系主任、学科带头人。你愿不愿意和我一块办中文专业？”我答应了他。就这样，我与贾平凹就有了一种上下级关系：他是院长，我成了他管的中文系主任。自此，我们为办中文专业不断地接触。一年间，我与贾平凹联系接触的次数，比我与他此前十几年还要多。
其间，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引进教师与给学生上课两件事。
创办中文专业，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教师的配备和教学计划的制订。教学计划由中文系副主任淡中扬老师负责，我负责教师的招聘。进人是个敏感的事情，我自然不能也不敢擅自做主。在与院领导反复沟通之后，初步在一二十名应聘人中确定了几位，据此，我就去找平凹，向他汇报教师招聘遴选的情况。
他把每个人的材料都认真地看了一遍。口中嘟囔着：“事情刚开始，一定要把好关，一切以事情为重。要是一开始就徇私情，那后面的事情就没法干了。一定要把专业与学科建设放在第一位，只能干好，咱的责任重大，不要干对不起人的事情，过后叫人骂。”
这次和平凹打交道，我真正了解了他的另一面，也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为人处事的东西。虽然平常他看起来和和气气，但在正经事上，他是谁的意见都难以左右的。第一，他没有私心，用他的话说，他与任何人都无冤无仇，也没有任何关系，就是有，也是看能力不看关系。第二，平凹做这个院长，是非常尽心的。虽然在学校有人常问我平凹来不来、管不管事的问题，我都一笑了之。在学科建设上，他多次给我说，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不要存私心，要抓住人和科研，要长远考虑问题，等咱退休了，给人家留些东西，要叫人家总想起咱。第三，他要我带人，说要有个团队，并笑着说：“你现在啥都有了，多想想中文系的事情，把年轻人带一带。”为此，我曾经用了几年的时间，以课题将中文系的同志组织起来，每一两星期在一起研讨一次。第四，他深谙管理之道，大事不但过问，而且详细了解，绝不拖泥带水。小事情，他就是你说十次，也不进脑子，只一句话，你们看着办，只要把事干好就行了。特别是他对人的信任，用人从不怀疑，让你放开手脚去干，这是我最欣慰的。
再说请贾平凹给学生上课。
2004年12月13日上午，贾平凹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讲了一堂课，这就是与我共同开的专业方向课“文学创作与实践”。
为了给学生讲课，我与平凹的确是费了一番脑子。“文学创作与实践”是列入教学计划的课程，在制订教学计划时，确定这门课程就考虑到了平凹。在前一学期，我先写了个讲授大纲让他过目，本想他说个同意就得了，谁知他却一本正经地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起来，说：“行么，不过我讲啥？”我建议他讲散文，因为我见过他多年前为给师大准备讲散文创作写的讲义，非常好，后来因故未去师大讲课，讲义的一二部分虽收入《静虚村散叶》，但不讲给学生总觉得有些可惜。可他却说对此已没有了兴趣，就说：“还是讲文学语言吧”。
为了这次课，平凹写了十几页讲义。直到前一天晚上，他还在抄改讲义，熬到深夜两三点钟，还是在重感冒情况下完成的。讲义写在稿纸的背面，这是他的习惯。课备得非常认真，是他的字体，字非常小，看起来费眼睛，但清新秀美，笔画流畅，整体上是浑然一体。有几处改动，最后日期已经落款，又加了一段，可见他是写完后又认真看了一遍，大概是觉得意犹未尽，便再添了几笔。
那天的讲课，对于平凹来说，的确是个神来之笔。他走上讲台时还说让我看着时间，可一讲开了，他就像换了个人。一会板书，一会比比划划的，条理清晰，而且越讲越来劲，就像小孩子似的。虽不能用神采奕奕、眉飞色舞来比喻，但的确是讲得淋漓酣畅、声情并茂。那天，平凹讲课板书写了四大黑板，特别是讲到兴致处，将美国一部作品的一大段话写在黑板上，一句一句地比较分析，可谓鞭辟其里、深入浅出。
讲文学语言，平凹完全摒弃了教科书上的那一套，按照自己对语言的感受和理解去讲，给听惯了如我似的刻板教法的学生耳目一新的感觉。坦率地讲，平凹对文学语言的感悟，简直就好像是对自己生命情感的品味一样。特别是他的教学，完全没有了框框，天马行空，但又紧扣话题，句句都是语言问题。这开拓了学生的思路，使他们知道原来文学语言是如此平常，又是如此神奇，更是如此与我们亲近。我总以为，大学教育，重要的不是知识的传授，而是思维方式的开启。因此，我对中文系的老师提出的要求是：一不准照本宣科，二要将知识融会贯通，三要有自己的观点。如果照本宣科，那就不需要老师了，学生自己看书就行了。之所以还需要老师，那是因为学生需要了解课本之外的东西，更需要开启思维。平凹讲语言，把语言讲活了，而且把握住了汉语的本质特征。比如，对汉字的象形问题，语言的准确性、形象性、音乐性等问题，他认为“能准确表达出人与物的情绪的就是好的文学语言”。这实际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语言学问题，语言要有质感，要有味道，要有张力等。最为富有个性的是，他认为语言与身体有关，与人的生命有关。文学创作要善于运用闲话，要学会还原成语，即还原语言。这实际上已涉及语言哲学、现象学等方面的问题。问题讲了七八个，个个新颖而蕴厚，更是感悟的精华。如果没有对语言的深入思考和深切体悟，没有创作实践的支撑，是绝对讲不出这些道道来的。难怪不知不觉中，两个小时过去了，听着一点也不感觉累，倒好像是在看趣味十足的话剧，凝固了时间。
现在我已退休，贾平凹也已不再做西建大文学院的院长。虽然因年龄大了疏于走动，但是我们的交往还在继续，我们的情谊依然如故。这就如他必然要继续写作，而我也在继续文学研究。前一段我去他处签书，路上莫名其妙地想到：不经意间我们交往近四十年了，人都从青年小伙变成了老汉。忽想：要是我们能交往五十年、六十年，甚至七十年，那又该是怎样一种状况呢？
我不知道。
还是让时间去回答吧。
坦率地讲，我与贾平凹结识，既是出于文学研究的目的，也是现实境遇的契合。在我上大学之前，虽然贾平凹因《满月儿》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已经名满天下，但对于还在乡村劳作的我来说，并不知贾平凹是何许人也。在进入大学之后，特别是学习了中国当代文学，我方知贾平凹是当代的知名作家，就从图书馆找来一些他的作品阅读。就此来说，我是先识其文而后见其人的。那时，包括贾平凹在内的陕西以及全国当红作家的当红作品，我几乎都读遍了，梦想着有一天也像他们一样“一文天下知”。
在对当代作家的阅读中，似乎是本能地侧重于乡土文学，而对乡土文学作品的阅读中，有意无意间对贾平凹读出了点感觉。于是就系统地阅读，也就有了一些还不成熟的想法。我就想，若能与贾平凹聊聊，以印证自己的阅读感受，也许能增加些自信心吧。
1986年的一天，不知因何事与同乡王新民学兄再次相见，我言及想写关于平凹文学创作的文章，有些想法很想与平凹交流交流，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他的创作，问是否认识贾平凹。新民兄说认识，并爽朗答应引荐。
第一次拜访平凹，印象中是在大车家巷一栋家属楼。不大的客厅，我们分坐在一张折叠式餐桌两旁，边抽烟边聊，几乎没有啥约束。与平凹的交流，印证了我的一些阅读判断，增强了论文写作的自信心。临走，平凹还送我一本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刚出版的他的游记散文集。不久，便写出来评论贾平凹的文章，发在《小说评论》，并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全文收录。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连续写了几篇研究平凹文学创作的文章。每次写文章，都拜访过平凹，交流他对创作的看法。之所以如此，因为我是个愚笨之人，有个习惯，每次写文章，总是想尽量与作家交流交流，了解作家还未见诸文字的更为潜在的心理、想法。这样做，并非要按照作家所说去进行研究写文章，而是首先搞清楚作家是怎样想的，他所要追求与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以此与其作品文本进行比照，看看他究竟做得如何，以便更深入全面地把握作家的创作。
几十年过去了，我写了一本整体研究贾平凹文学创作的专著《精神的映像——贾平凹文学创作论》，一本我与他的文学对话录，主编了一套《贾平凹研究资料汇编》，写了几十篇研究文章。我与平凹始终保持着一种作家与评论家的良好关系。我们也都从青年变成了老年。
我与贾平凹虽然因文而结缘，因文而持续缘分。同时，也建立起一种情分。而令我想不到的是，我与贾平凹还能建立起一种工作关系。
2002年岁末，一次与他闲聊时，他忽然说：“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要办中文专业，让我当院长，推荐中文系主任、学科带头人。你愿不愿意和我一块办中文专业？”我答应了他。就这样，我与贾平凹就有了一种上下级关系：他是院长，我成了他管的中文系主任。自此，我们为办中文专业不断地接触。一年间，我与贾平凹联系接触的次数，比我与他此前十几年还要多。
其间，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引进教师与给学生上课两件事。
创办中文专业，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教师的配备和教学计划的制订。教学计划由中文系副主任淡中扬老师负责，我负责教师的招聘。进人是个敏感的事情，我自然不能也不敢擅自做主。在与院领导反复沟通之后，初步在一二十名应聘人中确定了几位，据此，我就去找平凹，向他汇报教师招聘遴选的情况。
他把每个人的材料都认真地看了一遍。口中嘟囔着：“事情刚开始，一定要把好关，一切以事情为重。要是一开始就徇私情，那后面的事情就没法干了。一定要把专业与学科建设放在第一位，只能干好，咱的责任重大，不要干对不起人的事情，过后叫人骂。”
这次和平凹打交道，我真正了解了他的另一面，也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为人处事的东西。虽然平常他看起来和和气气，但在正经事上，他是谁的意见都难以左右的。第一，他没有私心，用他的话说，他与任何人都无冤无仇，也没有任何关系，就是有，也是看能力不看关系。第二，平凹做这个院长，是非常尽心的。虽然在学校有人常问我平凹来不来、管不管事的问题，我都一笑了之。在学科建设上，他多次给我说，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不要存私心，要抓住人和科研，要长远考虑问题，等咱退休了，给人家留些东西，要叫人家总想起咱。第三，他要我带人，说要有个团队，并笑着说：“你现在啥都有了，多想想中文系的事情，把年轻人带一带。”为此，我曾经用了几年的时间，以课题将中文系的同志组织起来，每一两星期在一起研讨一次。第四，他深谙管理之道，大事不但过问，而且详细了解，绝不拖泥带水。小事情，他就是你说十次，也不进脑子，只一句话，你们看着办，只要把事干好就行了。特别是他对人的信任，用人从不怀疑，让你放开手脚去干，这是我最欣慰的。
再说请贾平凹给学生上课。
2004年12月13日上午，贾平凹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讲了一堂课，这就是与我共同开的专业方向课“文学创作与实践”。
为了给学生讲课，我与平凹的确是费了一番脑子。“文学创作与实践”是列入教学计划的课程，在制订教学计划时，确定这门课程就考虑到了平凹。在前一学期，我先写了个讲授大纲让他过目，本想他说个同意就得了，谁知他却一本正经地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起来，说：“行么，不过我讲啥？”我建议他讲散文，因为我见过他多年前为给师大准备讲散文创作写的讲义，非常好，后来因故未去师大讲课，讲义的一二部分虽收入《静虚村散叶》，但不讲给学生总觉得有些可惜。可他却说对此已没有了兴趣，就说：“还是讲文学语言吧”。
为了这次课，平凹写了十几页讲义。直到前一天晚上，他还在抄改讲义，熬到深夜两三点钟，还是在重感冒情况下完成的。讲义写在稿纸的背面，这是他的习惯。课备得非常认真，是他的字体，字非常小，看起来费眼睛，但清新秀美，笔画流畅，整体上是浑然一体。有几处改动，最后日期已经落款，又加了一段，可见他是写完后又认真看了一遍，大概是觉得意犹未尽，便再添了几笔。
那天的讲课，对于平凹来说，的确是个神来之笔。他走上讲台时还说让我看着时间，可一讲开了，他就像换了个人。一会板书，一会比比划划的，条理清晰，而且越讲越来劲，就像小孩子似的。虽不能用神采奕奕、眉飞色舞来比喻，但的确是讲得淋漓酣畅、声情并茂。那天，平凹讲课板书写了四大黑板，特别是讲到兴致处，将美国一部作品的一大段话写在黑板上，一句一句地比较分析，可谓鞭辟其里、深入浅出。
讲文学语言，平凹完全摒弃了教科书上的那一套，按照自己对语言的感受和理解去讲，给听惯了如我似的刻板教法的学生耳目一新的感觉。坦率地讲，平凹对文学语言的感悟，简直就好像是对自己生命情感的品味一样。特别是他的教学，完全没有了框框，天马行空，但又紧扣话题，句句都是语言问题。这开拓了学生的思路，使他们知道原来文学语言是如此平常，又是如此神奇，更是如此与我们亲近。我总以为，大学教育，重要的不是知识的传授，而是思维方式的开启。因此，我对中文系的老师提出的要求是：一不准照本宣科，二要将知识融会贯通，三要有自己的观点。如果照本宣科，那就不需要老师了，学生自己看书就行了。之所以还需要老师，那是因为学生需要了解课本之外的东西，更需要开启思维。平凹讲语言，把语言讲活了，而且把握住了汉语的本质特征。比如，对汉字的象形问题，语言的准确性、形象性、音乐性等问题，他认为“能准确表达出人与物的情绪的就是好的文学语言”。这实际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语言学问题，语言要有质感，要有味道，要有张力等。最为富有个性的是，他认为语言与身体有关，与人的生命有关。文学创作要善于运用闲话，要学会还原成语，即还原语言。这实际上已涉及语言哲学、现象学等方面的问题。问题讲了七八个，个个新颖而蕴厚，更是感悟的精华。如果没有对语言的深入思考和深切体悟，没有创作实践的支撑，是绝对讲不出这些道道来的。难怪不知不觉中，两个小时过去了，听着一点也不感觉累，倒好像是在看趣味十足的话剧，凝固了时间。
现在我已退休，贾平凹也已不再做西建大文学院的院长。虽然因年龄大了疏于走动，但是我们的交往还在继续，我们的情谊依然如故。这就如他必然要继续写作，而我也在继续文学研究。前一段我去他处签书，路上莫名其妙地想到：不经意间我们交往近四十年了，人都从青年小伙变成了老汉。忽想：要是我们能交往五十年、六十年，甚至七十年，那又该是怎样一种状况呢？
我不知道。
还是让时间去回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