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笑笑

　
　　新世纪以来，70后作家渐次崛起，佳作涌现。近些年，短篇小说尤其成为许多70后作家创作的重阵。贝西西作为陕西作家里屡获短篇小说新人奖的一位，从时尚杂志的大众传媒转型至专业写作，却并未把“时尚”标签移植到她的作品中，而是以强烈的文体意识，敏锐地感知着时代新变中的焦虑与荒诞。
　　从内容题材上，贝西西选择了“化重为轻”，少有50后、60后的那种有关历史感、时代感的宏大叙事，而是将宏大历史和社会作为背景，俯首紧贴日常生活，长于塑造小人物，并将其置于个人化的尴尬境遇，透视人物内心的隐秘创伤，追求细节化的“小叙事”。
　　以其《手机人》《向老虎诉苦的人》为例，作品中的主人公，似乎都是在一个偶因的事件下，或在一种长期的命运探寻中，不断发现自我，追问自我：在一种失调的症状里，我应该做什么？他们的生活都弥漫着一种不幸福、一种无力感。是的，当人们在一个飞速前行而又无比庞大的时代机器面前，那巨大的碾压感、那彷徨的无力感，都容易让人失调或失控。主人公无力决定自己的婚姻或职业、无力决定自我的命运，甚至无力改变一个小小的细节性的错误，也无力寻找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贝西西就是在耐心地叙述这种境地下他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
　　从一个具体对象的小焦虑、小苦闷，完全可以引申到对于时代迷茫无措的大情绪。贝西西巧妙地把这种情绪“化重为轻”了。有意思的是，两部短篇中她笔下的主角都是男性“他”，而女性只是作为“影子”出现。她笔下的女性角色，似乎要比主人公的“他”显得对这个时代更为冷静和适应。这也许代表了作者本人的一种立场：“她”绝不是抒情性的，也不是局限于当下一些女性写作的小呻吟。她要让主人公的“他”，更具有能够唤起人们时代共情的能力。
　　在部分继承先锋小说传统基础上，贝西西在个人化、生活化的写作领域丰富了主题空间。乡村的、都市的题材都去“开疆拓土”。她没有把背景拘泥在一个具体的空间里，而是让文学为主人公自我情感的宣泄，提供了更广阔的虚拟平台，以展现被遮蔽的个体的内心迷茫，甚至是虚无而又自恋、痛苦而又享受的情感体验。每一个主人公，都以活在当下的鲜活感受，进行着自我或天然、或荒诞的言说。
　　因此，贝西西文本的美学特征中，既有世俗又有荒诞。在如今这样一种个体越来越被限定化的现实里，大数据精准地统计定位着我们的身份，从经济能力、消费习惯到喜恶爱好，无一不被“算法”所“算计”。因此，我们的个体似乎“身份”也似乎更精确了，被了解得更详实、更充分、更具体了，但却仍然时时刻刻摆脱不了“我是谁”的困境。
　　在这样的困境里，一个人仅仅因为手机这样一个身外之物（如今它甚至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的丢失，极度恐惧于个人隐私的泄露；一个人因为在现实中找不到可以有共同语言、可以尽情诉说的人，而勇猛地走向了他崇拜的对象——老虎。《手机人》和《向老虎诉苦的人》，都是没有结局的故事。前者在结尾处眼前一黑，后者留下一只鞋子孤独地躺在那里。
　　这种开放式的尾巴，可以留给人更大的想象空间。世俗式地揣摩，“手机人”将被无止尽地勒索；荒诞式的揣摩，“向老虎诉苦的人”，也许终将变成一只困在动物园里眺望远方的老虎。这样的人物，都可供以我们咀嚼他们隐秘的酸楚和无奈，也同时供以我们体味大时代里空洞的失落感。
　　在她笔下，温柔的反观与暧昧的搁置，是放弃了历史与文化的纵深感，专注于个体自我与物我的表达。这也不失为一种风格，却可能不大有利于她进一步迈向宏大体裁、驾驭长篇的突破。当然，这或许是正在迈向成熟的作家，必经的探索之路吧。既然能“在纷繁喧嚣的当下抵御着各种各样的诱惑，独守着一份宁静顽强地跋涉、探索”（贾平凹语），相信她未来的创作，定会给读者们许多惊喜的期待。
　　贝西西，女，生于西安，获首届《中国作家》短篇小说奖，陕西三届“柳青文学奖”短篇小说奖，陕西第四届“柳青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发表上百万字作品，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向老虎诉苦的人》，长篇小说《安安的呐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