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坐》
贾平凹 著
作家出版社

　　贾平凹于当代文学一直是生命蓬勃的。创作初期，当整个文坛还在擦去“伤痕”，在新诗掀起的小高潮里“浪漫”的时候，他却未师承当下，而是直通中国传统文脉，活泼泼让“满月儿”笑成了蒲松龄笔下的婴宁。随着距离拉开，当人们都在以关照的目光聚焦家族史诗、民族秘史的时候，他却“不合时宜”地讲着他的山匪与山民的故事，在陕南一隅构建着自己的文学故乡。
　　早期至今的贾平凹，一直在求新求变中反观世事、反叛自我。中年的困顿颓废中，他把镜头对准“废都”里的自身剖白无遗而安妥灵魂；而后又横空标明“我是农民”的身份，去怀念消失的狼与山野的自然生态。进入新世纪以来，作为“乡土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家”和“久居古都的乡村士大夫”（程光炜评语），贾平凹开始以深深的警惕心和敏感的预见性，洞察人们在高速前行的历史进程中，城乡罅隙间那些松动处的世情“螺丝卯”。
　　时至《暂坐》问世，他的文学艺术版图已然从构建到扩张，气象越来越大。一个意思的现象——研究其长篇小说的书名与后记，似乎能看到贾平凹的创作一直求变的演进过程——他在不断地往境界的“大”处去升华，往语言的“小”里去述说。
　　其第一部长篇小说《商州》（1987年），不言而喻是一片广阔地域的命名；随后《浮躁》（1988年）、《妊娠》（1989年）既是为州河两岸的故土写意，也是为中国那一段历史转型期的时代命名和阵痛寓言；而《废都》（1993年）至少也是以一座“西京城”的“名义”来作为文人众生相的藩篱。相对于“州”和“城”，其之后的长篇小说命名越来越“小”——《高老庄》（1998年）、《古炉》（2011年）的命名，是一村一庄式的，而《秦腔》（2005年）、《高兴》（2007年）、《带灯》（2013年）、《老生》（2014年）、《极花》（2016年）则是以小说中的某个意象、某个人物来直接命名；到了《暂坐》（2020年），更是“小”到了只剩“须臾片刻的一坐”。
　　所谓心中有意，行之以象；意象既出，行文乃止。“暂坐”作为一个不同于贾平凹以往作品的意象名称出现，在微小如刹那间解读出“人生在世，忽然而已”的意味。全篇21万字，一个茶庄、一群女人，从雾霾围城开始，一桩接一桩的事情越来越糟糕，直到局外人视角的伊娃彻底逃离此时、此地，走的走、散的散，茶庄里的主角们也仅仅是暂坐了片刻而已，乃至人生就是一场“暂坐”，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暂坐”。
　　追溯其在早期的《贾平凹集》后记中，曾铮铮表达，“我追求一个莽苍的、旷达的东西”，认为艺术的最高目标是在于表现作者对宇宙人间的感应，建构属于自己的意象世界。《浮躁》后记中，他立言要“以中国传统美的方法，表现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怀念狼》后记中，也表明要将形式的探索“建立于新汉语文学的基础上”，坚守汉语文学独有的民族性。
　　但相对于如此浩然博大的艺术观的表述，到了《秦腔》，他却只想虔诚地实现一个“小目标”——“为故乡树一块碑子”，他只看见“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到了《带灯》，只为一个乡镇女干部的短信，他便走入村里老百姓的生死活法儿间，感佩于怀，纠结不已；再到《暂坐》，一个常去暂坐的茶庄，映照出身边那些女性原型们影影绰绰地在活色生香中追求独立，又枝枝蔓蔓地被拉扯进时代的无奈和辛酸中。
　　如果说之前他曾是一曲挽歌的唱师，现在则只作为躲在雾霾般的迷幕背后那个自若的执笔人，从不居高临下地指摘什么或批驳什么，他只是在记录变化，一种政治、社会、文化气候下的事的变化、人的变化，颇耐得鸡零狗碎地记录着。
　　在对文学“大势”探索数年后，如今的贾平凹越来越“家常”和“日常”起来，愈发接近“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的小说本原。也正如杜甫二十五岁时就有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魄，晚年却开始“晚节渐于诗律细”“老去诗篇浑漫与”。
　　浑然漫兴之间，贾平凹的创作越来越如他所藏之石狮，有卧虎之态却从不张牙舞爪，精雕细刻处的纹路也早已处处不着痕迹。风化过的石头，眉目难分，但仍是石狮，立地顶天，神气具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