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之前的人们对补丁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记忆吧。于我，尽管那段日子并不长，回想起来却是记忆犹深的。
　　我的父母养育了两个男娃，我是幺儿。有两个男娃的家庭在亟待繁荣并向城市紧紧追赶的乡间生活里，固然有几许扬眉吐气的成分，却也包含着谋生不易的意味。好在父亲响应国家需要，大学毕业后参加了三线建设工作，按月发放的工资的一部分累积起来寄给了奶奶，其余绝大部分就承担了一家的生计。在生活账本里，占比较大的应该就是那两张逐渐大起来的嘴了。
　　那段时日，因长身体加速而导致的饥饿感，几乎固有地镶嵌在脑海里，长久地填塞着我每一踏进家门的第一愿望。在家里吃食之外，和小伙伴一起外出采摘应季野果以补充食物的多元，更让我乐此不疲。小时候的春夏季，家里总少不了诸多山花的香气，高低不平的陶瓶瓦罐盛满了穿堂的风和不远处的大山气息。竹篓、布袋里装着的茅莓、乌泡、杨梅、苦李、刺 梨、沙糖果等，绝大多数情感天空在归途中已经急不可耐地先后果腹了。拔掉花蕊后，我和小伙伴也常吃映山红的花瓣，酸中带着甜，吃得多后嘴唇和舌苔面都是一片乌青。
　　钻山洞、摘野果这类行为最显著的后果就是，肘部、臀部、膝部等挂彩的几率大为增加。为此，父亲的巴掌可没少挨过，母亲有时也皱眉，这家里的针头线脑碎布头怎么又不够用了。面对那些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破洞，母亲比划着找来布头裁剪后，再一针一线地把窟窿密密麻麻地缝补好。白天，母亲要忙着一家子的柴米油盐，缝补活是一件细活，多半拖到晚上进行，大山的夜来得早黑得酽，我看在眼里却时常一回头就忘了。过不了几天，那些补丁的边缘，又脱线开了新的口子。
　　穿打补丁的衣裤，以及穿哥哥长个而淘汰下来的，其实是那个年代的生活常态。当然，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每逢春节而换上一身新衣的快乐，远比几分几毛象征意义居多的压岁钱更要满足。而且，在这个时候，家里的碎布头储备也“满血复活”，腰包鼓起来的裁缝会乐呵呵地把一些厚实耐磨的布头慷慨相送，很是让母亲松了一口气。那些布头无疑是幸运的，它们被母亲精心剪裁后缝到各件衣裤上，继续发挥作用，也见证了一个懵懂少年诸多淘气事件从发生到结束的整个过程。
　　为了自己小小的自尊心，也为了少挨父亲的巴掌，我居然悄悄地学会了初级阶段的缝针。从开始的歪歪斜斜到后来的齐整匀称，母亲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现，或者是母亲其实早就知道了却从没有当面说穿。穿着自己缝好补丁的衣服在众人目前得瑟一下，应该就可以理直气壮一些吧。
　　后来，全家终于得偿所愿地落户进城，我很快就要上学了。还有什么事情能比孩子上学更为重大更为严肃的呢？在父母的眼里，让娃穿得干净、体面，是对教育对老师最起码的尊重，脸上时不时的有泥土怎么行，衣服上补丁加补丁破破旧旧的算是怎么一回事。我一发狠，父母一咬牙，补丁就此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