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胡杨，是干旱地区的一种树。与大江南北乔木类的兄弟姊妹不同，我只能生长在戈壁滩或大沙漠里。由于所处环境的严酷，我远没有白杨树那样傲岸挺拔，没有红柳那样艳丽明媚，更没有沙枣树那样婀娜多姿。不夸张地说，在耐旱乔木家族中我属于最不起眼的一种。
　　不过，我并不因此而自轻自贱。一种树有一种树的活法，只要活出特点，有所作为，就一定能活出自己的精彩。就拿我来说吧——
　　据科学家研究，我的祖籍在地中海沿岸，在新生代最后一个纪，我才慢慢移居到荒漠地带。与其他乔木一样，我也是靠根系来获得滋养。不过我的根系不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是拼命往下，深深地扎入大地的深层。
　　长期的干旱大陆性气候，养成了我喜光，耐旱，不怕高温寒冷的特性。在沙漠和戈壁滩上，夏天，45℃以上的高温是我的家常便饭；冬天，很多时候气温能低到零下40℃。其他植物恐怕早就扛不住了，而我却可以坦然面对。我的耐盐碱能力也很强，对一般植物而言，土壤含盐量超过0.6%时便无法生长，我在土壤总盐量达到2～3%时依然活得很好。关键是我在年深日久中练就了一种本领：当体内盐分过多时，我能够从树干的节疤和裂口处将多余的盐分排泄出去，形成白色或淡黄色的块状结晶，俗称“胡杨碱”。
　　新疆、内蒙、河西走廊等西部的沙漠戈壁是我的主要家园。一道道连绵起伏的胡杨林带，对于防风固沙、调节气候，保护农业生产和民众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我的外貌并不好看，树叶不大，但十分茂密，形成地面覆盖，既能增强土壤的保水性能，又能减缓土壤水分的直接蒸发，有效地抑制了干旱地区土壤的盐碱化，起到了保土养墒的作用，在悄无声息中为人类做着贡献。
　　于是，我成了人们眼中的“荒漠英雄”，还出现了各种关于我的传说：“活一千年不死，死一千年不到，倒一千年不朽”就是最有代表性的。我深知自己与人类之间的天壤之别，不过，天长地久大概是各种事物的共同追求吧。中华祖先不也有不少这方面的总结吗？老子《道德经》中“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说法，就是对万物相通规律的揭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孔圣人的感慨，也指出了万物在时间上的平等关系。因此，我的生存经验，是否也可以对人类有所借鉴或启迪呢？
　　我确实活得很长久。在沙漠和戈壁滩上，一般的乔木恐怕连一个月都熬不过，我却能够坦然面对，并在这里经年历久。其中的原因很多，最为重要的是根脉的深沉。这不仅使我可以获得深层地下水的滋养，也让我的根脉生长得更牢固。依照万物相通规律，人类社会也有“根脉”，不过有两点不一样：一是称呼变了，人类的“根脉”以时间的形式存在，被称之为“历史”；二是结果变了，人类从“根脉”上获得的不是水分，而是文化。
　　我的同伴中也有不少被淘汰掉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根脉”上出了问题：多是因为根脉太浅，或得不到水分的滋养，或被大风连根拔起。人类社会难道不是这样吗？华夏历史延续了五千年，留下了物质或精神方面的各种遗存，至今仍然在一些领域影响着整个民族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所以人们常用“生生不息”来形容华夏民族。古巴比伦的历史也很长久，“汉谟拉比法典”、“楔形文字”、“空中花园”以及《圣经》中的许多故事都与这个国家有关。但是，今天，这些遗存都已成为了博物馆里的展品，现实中很难再看到踪影，巴比伦古国也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对植物来说，“根脉”决定的是生命；对人类来说，文化决定的是国家存亡。在现代社会，用武力占领一个国家叫作“侵略”，会受到全世界的谴责，但是，通过文化渗透来征服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进行。古巴比伦的灭亡确实与战争有关，不过，战争尽管惨烈，但不可能旷日持久，总有结束的时候。而战前整个巴比伦社会的变异，尤其是文化方面的变异却如瘟疫一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还延续了很长时间。比如，因为好大喜功而带来的城市扩张，导致对土地和木材的需求大增，于是全国都在开荒、毁林、造城！城市的面积确实扩大了，但是没有森林的围护，没有田园包围的城市很难持续发展，城市环境也只能日渐恶劣，在带来粮食不足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动荡和民心混乱，最终动摇了民众的文化自信，成了一团散沙。
　　于是，千方百计保住自己的文化根脉，成为不少民族的立国之本：罗马人的城市至今仍保存着众多遗址，新建筑也必须保持传统的底色，因此有“世界露天博物馆”的美誉；雅典人将帕特农神庙和古代艺术作为城市建设的主要基调，因而得到了“西方文明摇篮”的尊称；开罗是伊斯兰文化和传统建筑保存最好的一个城市，当之无愧地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与植物在根脉中获得生长力量一样，人类也可以在历史中获得生存的经验和教训，既可以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悲剧，也可以从前人的生存智慧中汲取力量，形成自信，获得世界的尊敬。可能正是出于这样的觉悟，习近平总书记才在纪念孔子2565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发出了“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