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叶葆菁至今还保留着50多年前在校报上发表作品的部分剪报

◇叶葆菁

　　编者按 57级叶葆菁校友是我校校报培养的一名优秀的学生记者。由从未写过稿到两年中在校报（《建院通讯》及《星火报》）和《西安日报》《人民日报》《冶金报》上发表有关我校动态的消息、通讯等近40件，为宣传学校作出了贡献。时至今日，80岁的他仍然关心学校、关心校报，值得点赞。 
　　1957年，我考入西安建筑工程学院，被分在建工系工民建5706班。直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当时班三角（班长、团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为什么安排我担任班上的宣传委员，他们难道不知道，我在中学连个小组长、课代表之类小差事都没干过，就不怕我把这个“角色”演砸了吗？
　　“党叫干啥就干啥”，这是那个时代青年学生的共同心声，我没有理由不接受这副担子，下决心从头学起。
　　党支部书记刘增瑞同学（当时没有设专职辅导员，我们年级10个班同学中有不少党员，成立了一个党支部，管理全年级的思想政治工作，书记刘增瑞就是我们班的一名同学）也对我说，你要把我们班、我们年级的好人好事多宣传，要学习写稿，要向院报投稿。
　　从小学到中学我只写过作文，新闻报道从没有写过。恰好，这时校报《建院通讯》编辑部召开一次通讯员会议，我是以我们班通讯员的身份参加会议的。到会的三十多人都是一年级新同学。在会上，编辑部老师把写稿的要求、方法等等说了一通。实际上，老师是为我们上了一堂写新闻稿的启蒙课。从那以后，我就摸索着写起了新闻稿。几次失败之后，校报上开始出现我写的“豆腐干”大的新闻，心里乐滋滋的。
　　当年的《建院通讯》编辑部设在主楼一楼东侧南面的一间办公室里，有两三位老师做编辑工作，每次我去送稿他们都非常热情。由于当时来稿量不是太大，而我们的稿子又不长，只要是老师不太忙，都叫我们在一旁稍等。老师看过稿件后，作一些点评，指出优缺点。记得有一次，我写的稿子内容空洞，老师当场就退了稿，要我重写，并指点我重写的思路和注意事项，这对我帮助很大。
　　稿件发表了当然有鼓励，那就是稿费。当时发表一篇小稿子，发稿费4角钱，大稿件，篇幅长一点的或是特别好的稿子，可获6角、8角、1元乃至1元多稿费。当时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大约8-10元，1元钱稿费那是相当丰厚的了。
　　我虽然书法不行，但字体工整不潦草，编辑老师便多次叫我帮他们做抄稿誉清工作。因为有许多稿件编辑老师删改较大，稿件中保留的作者原文与编辑老师增添的红字互相穿插，造成编辑老师统计字数很麻烦，给画版样也带来困难；再者如直接把改过的稿子交印刷厂，拣字工人（当时是活字印刷）拣字速度大大降低。为此，编辑部老师把改动大的稿子让我用稿纸抄写一遍，一行20个字，清清楚楚，给画版和拣字、拼版带来很大方便。功课忙，我就利用星期天抄稿。抄400字付2角钱劳务费，这对当时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我来说，也是一个补助。
　　编辑部门外的墙上还挂了一个木制的“《建院通讯》稿件箱”，编辑老师不在办公室时，就把稿件投进稿件箱。报纸出版后，每班一份，由收发室放入各班的信箱里，当天就能看到。报纸一到班上，大家争相传阅，要是有本班的新闻还要轰动一番。
　　开始我只写本班和本年级的稿子，后来系里的有些稿子也写，再后来编辑部还安排我们以“记者”或“本报通讯员”名义写学校方面的稿子。这些，对我都是很好的锻炼。
　　《建院通讯》为八开四版，周报，黑白版，遇喜事也套红。当年也没有图库，插图、尾花等都是人工手绘然后制版，老师和印刷厂师傅们都非常辛苦，夜晚加班是常有的事。老师们的认真负责精神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对我影响很大。
　　校报的内容主要是反映学校动态，包括校内政治思想、教学、科研等方面的新闻，还有学校的有关会议精神、校园生活、文体活动等，同时设有“百花坛”副刊，发表同学们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文艺评论等作品，十分活跃。
　　1959年3月10日，学校由建工部转给冶金部管理，改名为“西安冶金学院”，《建院通讯》的报名显然不适，更名为《星火报》，据说取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了1960年8月下旬，我随校文工团赴京津晋为冶金工人慰问演出归来，写了一篇长篇通讯汇报演出情况时，编辑部老师对我说，校报可能要停办，这也可能是最后一期了，我听后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滋味。停刊后，我在《西安日报》上还发了几篇报道我校支农、体育、宣传等方面的新闻和通讯，然后就到武汉、株洲参加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去了。
　　2013年，《西安建大报》发表了我的大学生活回忆录《半个世纪前的大学往事》，之后又发过我两篇回忆性文章。编辑部还不断寄来各期校报，让我分享母校发展成就的喜悦，让我又回到校报的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