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维恕1944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工学院

　　跟我同年毕业的同学去了大后方的铁路、公路建设单位，不少人参加了宝（鸡）天（水）铁路的建设。也有人考入高航班，参了军。国家正受帝国主义侵略，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要技术救国，把祖国建设好。
　　我1944年6月6日从国立西北工学院土木系毕业，至今已过去70多年了。
　　北平沦陷前夕，我绕道绥晋，转来内地，成了流亡学生。受抗战时期“教育救国”“工业救国”呼声影响，我逐渐形成了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发展教育、振兴工业的思想认识，于30年代末考入西北联大师范学院理化系，后退学，重新考入由北洋大学、北平大学、东北大学等组成的西北工学院的土木工程系。
　　为躲避战乱，当时的西北工学院以陕南古路坝上一座天主教堂为校址，条件相当艰苦。教授住原教堂老人院或山村民居，学生宿舍多是竹片泥巴墙的草屋顶或单片瓦屋顶，夜间透过瓦片间隙可见星月，靠“战区学生贷金”维持低水平的生活。偶尔受亲朋接济，去学校私人开办的大华食堂吃碗烩饼，算是极大的改善。
　　广大师生在雪耻强国的意念激励下，老师严格施教，学生刻苦学习，学习气氛浓厚。各系各课考试评分也甚为严格，我们土木系当年入学50多人，最后正式毕业只有30多人。
　　最后一个学期，课业依然繁多紧张，上课之余，同学们就去资料室翻阅数量极少的上海龙门书局影印的外文期刊，轮流借来翻译文献做毕业论文。大家用变色铅笔芯泡成“紫墨水”记笔记，点灯芯草油灯或土蜡烛，教室中常有“开夜车”的同学的烛光油灯衔接到天明。夜晚的古路坝上，学生自习的灯光犹如繁星点点，在当地形成了“坝上长夜”的景观。
　　生活虽艰苦，校园的文化体育活动却丰富多彩。毕业前，我们办晚会，演话剧和京剧。我组织了几场话剧，演过曹禺的《雷雨》《家》等剧。
　　当时的“就业”过程较为简单。毕业前按各课成绩的总平均分排列名单，学校文书组将用人单位信息贴在校园的长廊上，供大家按排名顺序选择。我的成绩还可以，也因此有机会首先选择留校做助教。有人曾提出我拿过企业奖学金，若留校工作就得退还。当时经济窘迫，我肯定是还不起的。企业后来没有追究，最终也就不了了之。
　　跟我同年毕业的同学去了大后方的铁路、公路建设单位，不少人参加了宝（鸡）天（水）铁路的建设。也有人考入高航班，参了军。国家正受帝国主义侵略，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要技术救国，把祖国建设好。
　　当时的国民政府将6月6日定为工程师节，西北工学院每年在这一天举行毕业典礼。没有鲜花，没有学位服，甚至没有毕业照。在简单的仪式上公布成绩，宣布毕业名单。
　　发给我的毕业证上写着“土（字）第1号”，并附有“该生大学期间贷金为XX元”字样。贴在毕业证上的照片，还是八年前我在北京读中学时的旧照。有同学咬咬牙，请一天假，来回步行百十里路，去城固县城拍次标准照。
　　毕业典礼过后，同学们准备了一些本子，相互签名留念，或写个永久地址。校园也贴上了各种售卖信息的小纸条，毕业生转让书本资料和生活用品，一来可以添凑路费，二来把课本留在学校继续使用。
　　毕业前，我还经历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在古路坝上的天主教堂里，我和当时正在国立西北大学三年级就读的未婚妻举行了婚礼。时任教务长潘承孝教授做了我们的主婚人，班里同学和老师凑了钱，在教堂的院子里简单吃个饭就算是婚宴。
　　我继续留在了学校，而不少来自战区的同学回不了家，收拾起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李，揣好毕业文凭，凝重、急切地走下古路坝的土坡，直奔大后方的建设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