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东北工学院建筑系西迁和西北工学院、青岛工学院以及苏南工专有关系科合并成立一所新的单一建筑学科高等学府的决定时，我和我的同学都兴奋不已，为又能见识一座从没去过的城市而高兴，何况这座城市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西安。
　　1956年暑假一过，千里迢迢来到新学院眼前所见和想象中的反差很大，不免感到失望。从东北到西北，地域上的差异已在意料中，而两校的硬件设施却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失望的症结所在。
　　首先，同学们每天都要在宿舍—教学楼—食堂之间多次往返，而连接它们的竟然是因人走得多了自然形成的土路。大家戏称它晴天是洋（扬）灰路，雨天是水泥路。行走在这样的“路”上，怨声、骂声不绝于耳。
　　学生作息是统一的，几乎同时起床，同时进盥洗间。每当这时，拧开三楼（那时学生宿舍只三层）的水龙头，只听到管道里的气流声，就是不见水滴下。时间不容多等，只好端起脸盆，下到二楼甚至一楼。那里原本已满员，三楼的“入侵”使其间拥挤程度不亚于现今春运高峰火车车厢。
　　再者便是吃饭问题。那时实行餐证制，即就餐者自备碗筷，交付餐证炊事员便舀给一勺菜——就一样菜，爱不爱吃都是它，主食放在大木桶里面，随意取，吃饱为止。对此，大家意见不大，不满的是三天两头吃牛羊肉。大部分西迁同学吃不惯也闻不惯，一闻到那膻味就食欲大减，为发泄不满，就故意把剩菜倒在地上或餐桌上，此举引起炊事员们的不满。饭厅里只有桌子没有板凳，一律站着用餐，想把饭菜端回宿舍，可门口有炊事员把守，说是偷窃主食，常常因此引发争论，甚至推搡撕扯。
　　作为大四57工建三班的学生，虽然对现状也不满，毕竟是老大哥了，理智些。在一次班会上，纷纷表示忧虑和关切，便推选林乃旭（团支部书记）、刘庆久（班学生会主席）和我（团支部宣传委员）三人为代表，向院领导反映，提请拿出办法，以稳定同学们的思想情绪。
　　下午课外活动时分，我们三人未经预约，径直敲开院长办公室，恰赵超副院长也在，他原是我们的系主任，虽不知道我们的姓名，却面熟，问明来意就转身介绍：“这是甘院长，这三位是原东工的同学。”第一次如此近距离面对还陌生的甘一飞院长，我们难免有些局促。甘院长指着墙边一排椅子连声说：“坐，坐，坐下慢慢说。”这招呼朋友般的口吻，使我们立刻平静下来，没有斟字酌句也不顾言高语低，畅所欲言说完要说的话。两位院长互望了一会后，由甘院长主讲。他先肯定我们做得对，反映及时，随即进入正题。
　　他说，目前学校正在基建中，问题不少，你们反映的只是一小部分，还有很多你们没有接触到也没有直接关系的。今天就只谈你们提的问题，先从容易的着手，暂时无法根本解决的，就用临时措施解决。
　　自来水压力小，上不了三楼，但不是一整天都上不去，只在用水高峰期上不去。可以在三楼盥洗间里放只大水缸，有水时灌满，没水时用，不就缓解了吗？
　　食堂问题，同意你们的意见，撤掉把门的，尊重、相信同学们的自觉。不吃牛羊肉改吃猪肉，不太好办。西北就是猪少羊多嘛。……不过关中地区鸡也不少，改吃鸡肉，你们不反对吧？
　　辅助设施施工进度比较难办，主动权不在我们手里，我们只能催促施工单位。道路也可以采取临时措施解决，先铺炉渣临时路，让阴雨天能走人。如果施工单位不干，我们另找人干。说到此，甘院长转向赵副院长，见他点头同意，便一锤子定音：“好！就这么定，马上办！”
　　没想到几个头疼问题，到了甘院长那里，三下五去二就解决了。
　　我们三人还没来得及向全班同学传达，第二天就看到：食堂没有把门的了；一些人在为临时路铺炉渣；三楼盥洗间里多了一口能装二三百公斤水的大水缸，水勺、皮管一应俱全。此后牛羊肉果真少了，代之以每周吃两三次鸡……同学们的不满悄然平息。
　　半个多世纪倏尔而逝，这件事却经常浮现我的脑海，我曾多次讲给比我年长的同事听。在我工作的初期，以后也常讲比我年幼的听，因为我深深地为甘院长毫无官僚主义、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感动、折服！ 
　　

（文/尹绍沂，我校57届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