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谭炳训译《苏联五年计划》(1933年)(现藏于我校校史馆)
②《雅典宪章》首个中文译本——《市镇计划纲领》(现藏于我校校史馆)
③1935年谭炳训主持整修天坛期间与梁思成、杨廷宝等人合影(原照现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④1937年谭炳训在庐山修建并题名的“明耻桥”
⑤谭炳训全家合影(家属供图)
谭炳训是我校并校初期的25位教授之一,学校卫生工程系(环境学院、建科学院)创办人,是中国城市规划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早期探索者和实践者,是我国城市规划学科的先驱人物,在城市规划、遗产保护、环境工程、材料科学等领域有着诸多造诣与贡献。他是最早将城市规划领域的国际纲领《雅典宪章》翻译并引入中国的学者,并最早对于苏联计划经济进行系统翻译和深入研究。谨撰此文回顾这位学术先驱的生平和贡献,以兹纪念。
青年壮志
谭炳训1931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科。在大学求学期间,专业学习之余,他广泛阅读各种政治、社会书籍,从三民主义到共产主义,读过的书包括《唯物史观》《共产主义ABC》《资本论》(英文本)、《共产主义宣言》(英文本)、《马克思传》等。在读书过程中,他认为自己确定了社会主义思想,憧憬着一个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但对于年轻的谭炳训而言,这只是一个模糊的乌托邦式的美好愿景而已。
1931年7月大学毕业后,谭炳训进入青岛市工务局工作,主要负责设计绘图、监修上下水道、在自来水厂水源地监修新的水源水井等。在荒僻的水源地工作期间,谭炳训得以抽出更多时间进行研究和翻译。当时,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就,引起了世人的注目。这使谭炳训看到了希望。因此他决定全力研究苏联的经济制度和建设计划。1932年,谭将苏联国家设计委员会出版的《苏联五年计划》译成中文并出版,很快就销售一空,这是中国最早介绍苏联计划经济的译著。此后他更加强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研究,由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于苏联的设计机构、设计方法、利用外资、利用外国技术问题尤其注意。在此期间,谭炳训还译成了《苏联第一、第二五年计划的技术分析》一书。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上下对日本之侵略无比愤怒,谭炳训认为,民众虽救国情殷,但多是舆论上的血气之勇,缺乏图存的根本远大计划。于是他写成了一篇《初步国防工业建设大纲》,文章中说:“现在是全国总动员的时候,不仅到火线上去杀敌,还要立刻开始长期抗斗的一切准备。”“现在虽然已经不是高谈建设的时候,但是要争取民族的生存,必须先完成军备供给的独立。要完成军备供给的独立,则今日民族存亡的战斗开始时,初步国防工业建设就是决定最后胜负的根本力量。”该文于1932年5月在《大公报》发表后,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并引起了国民党政要黄郛的重视。
履职旧都
1933年6月,国民政府成立“北平政务委员会”,以黄郛为委员长,统管华北五省三市。黄郛就任后,即电令青岛市调谭炳训赴北平市工务局工作,并于次年提拔其为工务局局长,当时的谭年仅26岁。
1935年,北平市长袁良为把北平建设成为旅游城市,在北平成立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北平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任命谭炳训兼任实施事务处副处长。在此期间,谭炳训主要负责主持文物古迹整理修缮工作。其间,他主持了大修天坛工程。工程完成后,谭撰文并刻于天坛祈年殿金顶之下,至今仍存。除天坛外,当时谭还主持整修了北平内外城墙和城内诸多牌楼。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北平六百年所建的宫殿庙宇、牌楼,自前清末季,即未修葺,日渐损坏,本席兼理古都文物整理处事务,负责修整,由中央拨发工程费三百万元,使殿宇名胜焕然一新。”
此外,他在任期间,还大刀阔斧地对北平旧城区进行了规划和改造,他积极引进德国先进技术,修筑了许多主干路和近郊公路。他还规划设计了北平城区的上下水道系统。就在一系列工程举措如火如荼进行之时,日寇加剧侵略华北,谭炳训因主张抗日救国,被亲日派冠以“反日分子“之名,逐出北平,调往南京。
庐山规划与建设
1936年4月,谭炳训被派往江西省政府所属的庐山管理局任局长(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在任期间代表国民政府与外国斡旋交涉,主持收回了庐山牯岭的外国租界,并大力修整庐山旅游设施和文物古迹,还制定了拟建庐山为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的规划,这是中国第一个建设国家森林公园的设想。1937年,谭在庐山石门涧建“明耻桥”以示抗日救国之志,该桥于2005年被列为“庐山抗战遗迹”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35年至1938年,蒋介石常往来于南京与庐山,诸多军政高官也频繁上山,谭炳训在政务接待中结交了很多政要。他回顾在庐山的工作时曾写道:“嗣于二十五年长庐山管理局,仍本一贯之精神,从事国际避暑地之建设,在春夏两季先将卫生办好,同时整理道路,修筑排水沟,再点缀亭台,修理名胜,遂使庐山在一年之间顿改面目。”
抗战后方的交通建设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打响。次年2月,因军事需要,谭炳训调任江西公路处处长。他在上任时的就职演讲中说:“我们自从发动全面抗战以来,已七阅月,土地失了好几个省,人民将士死了数十万。我们可以看到沦陷区,国家主权丧失之后,马上受到敌人的摧残,任意地蹂躏。我们现在站在自由的国土上,拥有伟大的人力物力,人人都应该在这个时候激动爱国精神,来从事救国家、救民族的工作。”在公路处任职期间,他主持修建了大量通往抗战后方的公路和桥梁,并组织承担抗战物资的押运。除了工程业务和物资运输外,为配合抗战,谭炳训组织了七个公路军事工程中队,随军参加赣北和赣西北各次战役,根据战斗需要破坏与抢修公路和桥梁,周旋于敌我战斗间隙。据谭后来回忆:“1938、1939两年全是过的抗战最前方的军事生活,这是我全部历史中最兴奋最愉快的两年。”这一时期,蒋经国自苏联回国,在江西任专员。因工作关系,谭常和他接触,由于年龄相仿、志趣相同,在频繁交往中他们成为朋友。
1942年,谭炳训调到重庆,任交通部驿运管理处处长。经过一年多努力,建成了从四川到新疆长达数千公里的驿运通道,使苏联支援中国抗战的物资得以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内地。后又派人勘查由南疆到印度卡蚩的驿运路线,因为地形极其荒僻险恶,该路线开辟未果。
在重庆工作时,谭炳训看到国民党高层的腐败现象,使他感觉到失望和气愤。他说:“前方将士们浴血奋战,大后方那些大官们却贪污享受,真是天理不容。”他在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抗日战争时期的贪污腐败现象,并抨击时任交通部长腐败无能。谭的言论激怒了某些国民党高官,遂借故对其进行打击报复,取消了谭炳训的诸多考察工作,并称他有通共之嫌。
1943年,谭炳训发起成立中国市政工程学会,发表了《论城市的复原与建设》《建都之工程观》《公共工程与战后建设》《公共工程之范畴任务及政策》等论著。在前文中,他提出战后城市建设“勿为一时权宜之计,便宜行事,为建设工作造下许多新的障碍”,一定要“用远见来指导城市有计划之发展”,并呼吁“城市计划之立法与实行”。他还提出不但要有城市规划,而且要逐渐扩大,要有“区域规划(regionalplan)”。文章对战后的建筑风格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提出“要树立崭新的现代化的风格”,反对“半中半西和不中不西的建筑风格”,称“这些非驴非马的建筑,代表文明的低落。”
规划北平
1945年抗战胜利后,熊斌被任命为北平市市长,他向中央设计局要一位对北平市政熟悉的人,征得同意之后,谭炳训于1945年10月重返北平,再次担任抗战前曾担任过的工务局局长职务。他曾写道:“十年前后同一岗位的工作,却截然不同了。十年前是建设工作办不完,建设经费花不完,日夜地赶工;十年后是建设工作很少,建设经费更少。”
在此任上,谭炳训对北平市进行了重建规划,对主干道马路进行了整修,为下水道的子管配换了更大直径的母管。1945年,北平市政府为继续抗战前文物整理事业,呈准中央明令恢复文物整理委员会,设立文物整理工程处。谭炳训任文物整理委员会委员,并兼任文物整理工程处处长。在此任上,并先后主持修缮了天安门、故宫博物院、北海、香山碧云寺等40余处文物古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对天安门的翻修,谭炳训曾写道:“1945年我重回北平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筹款翻修天安门,修竣后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对广场是必要的点缀。”他对此感到特别自豪与欣慰。他写道:“因为这是1935年我要修而未如愿以偿的一个建筑物。”同时,北平市工务局开始北平市都市建设规划的准备工作。
1947年5月29日,在谭炳训的主持下,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正式成立。其间,谭反复强调保护并利用好北平古城这一珍贵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谭还盛情邀请留英博士生、杰出的城市规划学者陈占祥归国参与北平规划建设工作。1947年8月30日,谭炳训邀请梁思成、关颂声等专家参加北平市文物整理委员会会议。在此期间,谭炳训并先后主持修复保养了天安门、北海、故宫博物院等古建筑,并对北平市内的文物古迹进行系统调查,制定了管理制度和修缮计划。在北平时,谭先后在北洋大学北平部和北京大学工学院兼职任教,并编辑出版了许多市政工程的书刊。
对于都市计划的目的与原则,谭炳训指出:“都市计划为关于城市物质设施之综合计划。现代城市之物质设施,项目綦繁,互有关系。建设之初,不可各不相谋,必须统筹兼顾,因地制宜,始足以适应现代城市生活之需要。故都市计划已成为城市建设之基本方案。都市计划之制作,必须根据事实。举凡当地之历史、地理、政制、文化、经济、社会、建设等状况,均为其重要因素。非先有精密详尽之调查,不能从事于研究与设计。”对于北平市的城市规划,谭炳训认为,北平早在元朝建都时即有系统规划,为后世研究中国城市规划之重要范本参考,但旧城布局以皇城为中心,“殊不适于以全体市民为主体,适应新环境之现代都市计画,必须加以改造”。他指出,北平市的城市规划,必须保护改造旧城区,发展新市区,同时注重新旧城区的联系。
迎接解放
1947年9月,北平举行国大选举,谭炳训和胡适一起兴奋地前往投票,结果看到很多人在拉票贿选,谭深感气愤。1948年,他在《市政论坛》上发表《猪型市政与牛型市政》一文,抨击国民政府市政官员贪腐且不为民众服务,此文触怒当局,刊物被迫停办。1948年11月,国民党北平驻军责成工务局修城防工事和机场,资金向群众索要,并要拆毁民房并砍伐大量古树,谭认为:“对不住人民的事,我绝对不能做”,于是愤然辞职奔赴上海。
在上海时,谭炳训从事工程事务所工程设计工作,并翻译了《市镇计划纲领》(即《雅典宪章》),译稿于1949年底由中华书局出版,由赵祖康(与詹天佑、茅以升并称为中国交通工程三杰)作序,该书也是《雅典宪章》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此纲领在世界建筑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使都市计划学脱离了学院派的束缚,确立了为大众服务的功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蒋经国在上海约谭炳训同去台湾,让他出任中央信托局局长。谭对国民党已彻底失望,拒绝了蒋的邀请。当时,他每天夜里都悄悄地收听解放区的广播,广播里常强调新中国建设特别需要科技人才。谭认为自己的知识和技术是建设新中国所亟须的,他决定留在大陆,为新中国建设服务。
1949年10月,经许继曾教授介绍,谭炳训被聘入青岛山东大学土木系任教授。1952年,谭随山东大学土木系调入新组建的青岛工学院,后兼任青岛工学院建筑材料实验室主任。在青岛期间,谭炳训工作十分勤奋,他经常熬夜备课和撰写相关论文。他在这一时期编纂的《水泥与混凝土》一书,一经出版,便引起强烈反响,成为20世纪50至70年代研究本领域的必备手册。
在青岛时,除进行教学、研究之外,谭炳训先后负责青岛都市计划草案与青岛市人民广场设计方案的审核,并任青岛市人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卫生工程小组组长,负责审核验收青岛市上下水道工程,其间,还参与了莱阳建设委员会迁县计划的勘查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谭炳训仍然喜欢独立思考,而深入研究之后要形成自己的观点。例如,1950年学习土地法时,一般就是熟读文件后泛泛而谈,表示拥护,而他认为大学教授学习土地法,不能泛泛空谈,以“拥护政府土改政策”的发言了事,最好是从土地法的具体实践中总结出系统经验,以便帮助政府制订未来都市土地改革的政策。
西迁岁月
1956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谭炳训全家随青岛工学院土木系调入到新组建的西安建筑工程学院,与陈松庭、刘衷炜、许志家等教授共同创建了卫生工程系(今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建筑设备科学与工程学院),该系含供暖通风、给水排水两个专业,谭主要在给水排水教研组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并兼任学校科学刊物编委会委员。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长期从事实际建设工作,他所教的“工程材料学”“卫生工程学”等诸多课程,都能结合具体的工程实例进行讲授,内容十分丰富,加之其形象生动的表达,因此深受学生欢迎。他曾对家人说过:“如果要想把一节课讲好,就需要用十节课的时间来备课。”在西安期间,谭炳训除了白天忙于学校正常教学工作以外,每晚都在家中进行写作研究。
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谭炳训被动员在全校大会上发言,他当时发言的主要内容有:国家应该加强法制建设;高校应设立学术委员会主持学校的一些业务工作;高校应该重视学术,浓厚学术气氛;农民生活太艰苦;等等。他所表达的意见都是经过深入调查后提出的,本意是希望党带领人民群众把国家治理得更好,但却被错误批判。1959年3月16日,谭炳训去世。“文革”结束后,学校对谭的问题进行了复查,于1979年3月2日为他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其政治名誉。
谭炳训教授在学术领域超前的思想认识和理论观点至今仍闪耀着光辉,他的诸多论著为后世学者所重视并深入研究,他那为了坚持真理而不向任何势力屈服的品格令后人敬仰,他用生命谱写了中国学人追求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悲壮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