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那个年代鼓动人心的话，莫不如是。在1964—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40%以上的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我叫聂仲清，这是我的日记。 
　　

1965年7月20日

 
　　今天系里开了教工会议，说送完这批毕业生，冶金系要停办了。我当时很震惊，后来吴书记解释说，因为国家要搞“三线建设”，发展祖国大西南、大西北，发展祖国自己的工业建设，特别是钢铁企业，不能一直依靠苏联。钢铁企业是国家的命脉，不能一直攥在别人手里，而且国家现在正是要大力发展基础建设的时候，重工业的发展刻不容缓。这次我们报到的地方是西南钢铁研究院，那是个刚成立的研究院。
　　老师们对这样的安排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好几个老师都成了家，落在了西安，再让他们外调，是不合理的，所以重担就落在了我们这批青年教职工身上。对此，我是没什么意见的，毕竟是祖国建设需要我，我甘愿做一颗被需要的“螺丝钉”。 
　　

1965年7月23日

 
　　今天冶金系的全体老师拍了合影，不知道在我走之前能不能洗出来，大家看起来都准备好了的样子，没什么离愁别绪。照片是书记特意找来的相机拍的，洗出来应该很好看，大家都没想到的是今天高长林处长也来了，说是要来了解一下大家有什么需要，组织能帮上忙的，顺便送送我们，但是我知道他为什么来。
　　在高处长收到外调名单之后，他前前后后找我谈了三次话。
　　他想劝我留在学校工作，的确，跟西南地区相比，学校这个工作环境简直是“福乐窝”。但是作为一个青年人，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怎么能不挺身而出呢？我对高处长说：“您的好意，我都明白，但是我更应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三线建设’，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要去。” 
　　

1965年8月10日

 
　　坐了好久的火车，又转乘汽车，终于到了。这一路，从平原到山川，我们一行7人，带着1965届毕业的学生们，一起抵达了我们要建设的地方——西南钢铁研究院，在四川西昌。大家可能都有点不相信眼前看到的，几间小平房，我们勉强能够容身安置。
　　那里的建设组长迎接了我们，告诉我们毕业生们要先去鞍山工作组报到，要安排去鞍山厂矿劳动实习。我们几个老师，被安排去做试验。今天刚到这里，还没来得及熟悉周围环境，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工作，但是我丝毫没有感到疲惫，反而有些兴奋。1968年9月24日
　　来到四川已经快三年了，不得不说，这里的条件还是艰苦的，不仅仅是生活上的，还有学术上的。虽然已经慢慢适应了这里的气候条件，但是西昌410厂28m2高炉冶炼半工业性实验还是没什么进展。
　　学生们在鞍山厂矿实习，为研究院的基建做准备。这里什么都没有，学生们也不是好的泥瓦匠，打出来的土坯和水泥瓦勉强能用。我对试验很久不出成果这一状况感到焦头烂额，跟我同来的同事也被派到了外地的工作组，此情此景让我十分狼狈。1969年3月13日
　　今天真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410厂的试验，结果终于稳定了。这意味着可以大规模投入生产了，有生产就有效益，有效益就有发展，我的辛苦就没有白费，真是令人身心愉悦。此时此刻只希望研究院能够快快地建设好，然后做更多的研究。 
　　

1969年9月15日

 
　　最近几个月真的好忙，忙到连记录一下的时间都没有，因为要大规模投产实验结果，我的工作重心就从试验上转到了设施的建设上。这里人手也少，资料也少，遇到疑难，就和建设组长几个人商量，不论如何都要想出解决的法子来。但这都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要大规模投产，设备是万万不能少的，但是这里交通不便，资金不足，如何添置设备？真令人头疼。 
　　

1970年1月6日

 
　　忙忙碌碌又过去了一年，就在为设备添置焦头烂额的时候，传来了攀枝花钢铁投产的消息，这真的是让我又惊又喜。果不其然，研究院要搬迁到渡口市，可能从今以后，渡口市就要改称攀枝花市了。
　　虽然我无法割舍在我见证下建立起来的这一切，但是相比之下，新建的钢铁企业更需要我。那里更需要我散发光和热。 
　　

1970年7月1日

 
　　今天是建党节，也是攀枝花钢铁一号高炉投产的日子。亲眼看着规划中的厂房建起来，看着设备一件件装配到位，心中激动难以言喻。但好事多磨，生产不正常。研究院组织了16人的攻坚克难队伍，我负责采集和整理高炉生产资料，发现攀钢一号高炉生产没有认真贯彻钒钛矿冶炼科研成果，建议一号高炉生产要按照“低硅素，高碱度加喷吹”。意思是钒钛矿高炉冶炼的生产中，硅的含量要在0.2左右，高炉的碱度在0.8左右，封口上方要加喷吹氧气或煤粉。经过半年的科技攻关，高炉生产正常，高炉冶炼系统达到设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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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我被调至渡口市委生产指挥组主持科研工作。
　　1975年，组建市科委，随后建立冶金部四川省钒钛矿综合利用办公室。
　　1980年，在湖南开启球用矿科研试验，在西昌试验室研究，后在攀钢大高炉投产。
　　1986年，我调到市科协工作，跟进26个科研项目。
　　1996年，退休后在市老科协，主要开启了干热河谷种植业的研究。 
　　

2018年11月20日

 
　　从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冶金系调到西南钢铁研究院，已经五十多年了。攀枝花这个第二故乡也成了我扎根的地方。现在攀枝花的发展，是我初来此地始料未及的，不能说是飞速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为祖国的钢铁事业做出了贡献，就像这当年小小的渡口，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发展重工业。不能说我这一生多么光辉伟大，但至少无愧于心，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作者系我校原冶金系教师，1965年赴西昌、攀枝花等地支援“三线建设”，1996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