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庆幸，此生能在十三朝古都、中华文化氛围浓厚的西安这座城里生活多年，能在这座城里一个先后名为西安建筑工程学院、西安冶金学院、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及至现名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校园里生活多年。任教六十余年间，我深切地感受着这座殿堂“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魄力与魅力。在这里，我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才艺特长、没有任何娱乐爱好、只是终生与书为伴的从深山里走出来的“乡下人”，居然有一片用武之地，施展了一番拳脚，留下了许多美好而又不同寻常的回忆，让我享受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温暖和乐趣。 
　　

助教给教授上课的“奇观”

　　1956年秋天，学院刚刚成立之时，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实施不久，国家号召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那时主要向苏联学习科学技术，不少老师都能阅读俄文的本专业书籍，语言文字关基本已无障碍，但许多人发现，原有的数学知识还很不够用。于是，应各系科要求，数学教研室要选派老师，为全校专业教师讲授一些不在工科大学教学计划内的数学内容。我当时还只是一名助教，论资历，远比不上教研室里数位更年长、更德高望重的老师，但经甘一飞院长特批，竟然让我来承担这一课程重任。于是，在这所院校，就出现了听课的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工程师甚至海外归来的高级工程师，而讲课的却只是一名助教的“奇观”。
　　这一奇特的课堂现象，一直持续到了60年代初。每周晚上，我都坚持在讲。那些年，先后讲了数学分析、变分法、差分法、高等代数、微分方程、积分方程、复变函数、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初步、数学物理方程、工程中数值计算等等内容。期间，1958年学院成立了应用数学专业，1962年开始研究生招生，我也为这些本科生、研究生们讲了上述多门数学课。 
　　

保密专业里的“特殊教师”

　　1972年，学院开始筹办地下建筑工程专业，那是当时全校唯一的一个保密专业。该专业的教师要求首先是要政治条件过硬，至少也都是党员。而我当时不但尚不是党员，且用那时的眼光看，属于群众中的最底层。从五七干校被调回来后，不知自己会被分配干些什么。做梦也没想到过，时任校领导，敢于在“文革”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冒着个人的政治风险与压力，竟特批我这个在“文革”被批斗过的人到该专业去任教。此举虽受到了学生的支持，但让当时极个别自封响当当的“红卫兵”教师们跌破眼镜，四处提意见，也让我倍感“受宠若惊”，下决心会加倍努力地在该专业认真付出，也为爱护我的领导和我自己争一口气。
　　后来我想，正是这所大学所拥有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品格，成就了当时的我得以凭借仅有的“一技之长”去发挥个人才干，在那个特殊年代也算为国家、为教育尽了一份绵薄之力。 
　　

28年助教不知何时升教授

 
　　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我当了28年的助教。当恢复技术专业职称评审制度时，我的教授资格通过得相当意外。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填写过任何申请职称的表格，也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表达过要请求晋升专业职称。只是老老实实地、认认真真地上我的课，教我的书——别人不愿意讲的课我就去讲，哪里有课需要我讲，我就去讲，有一段时间，白天劳动，只能在八小时之外挤时间备课，也只能在八小时之外的晚上去讲课。
　　多年间，我没有享受过任何外出进修的机会，没有享受过因开任何一门新课而额外给些备课时间，甚至也没有发表过多少论文和出版过多少书籍，但却在组织的特殊关照下为我申报了职称，且很快地通过了我的教授资格——有意思的是，在省内通过教授资格后很久，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何时已成为了教授。后来，是因为看到特约医疗证上写明于1982年，我才知道自己是那一年升的教授。
　　因此，我懂得这样一个道理：老老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工作，归根到底是不会吃亏的。就像组织上不但没有亏待我，反而对我这个教学一线的老师，有着如此特殊的优待，足见这所学校不以世俗条框拘泥、不重表面与形式的治校办事风格。 
　　

满足93岁退休教授的“离奇要求”

 
　　除了不知道自己怎么成为的教授，在我身上还发生了不少“离奇”事。有一件更为甚者，也就是大家所知的——2017年5月，93岁的我向学校宣传部领导表达了我对诗词格律将成为绝学的隐忧，想给大家试讲一下“中文对联、诗词中的对称美”的想法。面对我的“离奇要求”，领导竟然一口就答应了，还为我公开出海报、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教室让我去讲。万万没想到，这次讲座在几天之内，引得了全国关注。
　　后来我想，这桩“离奇”事，也就是在我们如此包容的西安建大才会出现。那一口答应里，承担的是责任，给出的是信任。这座殿堂里，有着学术至上的传统，也有着学术包容的沃土。这里，能激发和鼓励所有愿意萌发智慧的种子，按照意愿去生根发芽、生气勃勃地成长，以自身枝叶，给祖国大地多添一点绿色。
　　我庆幸自己能在这里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虽只有一点点余热，也可以尽情发挥，可以尽情感受这夕阳无限好、彩霞耀黄昏的美好时光。我深深挚爱我所在的这所殿堂——西安建筑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