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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鉴廉正行
  

◇孟欣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清正廉洁、直言敢谏的魏征病逝后,唐太宗亲临吊唁,悲痛中说出了这番话。这不仅是对魏征人生的最高评价,也是唐太宗和他的名臣贤吏们对国家的发展、历史的经验教训、个人的为人处世最为睿智的总结。他们用理想与实干造就的盛世,成为千百年来最让中国人怀想与自豪的时代——吏制清廉、社会安定、国力昌盛的贞观时期。
  历史向我们表明,盛世的基础来自于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率先垂范和官员的清廉干练。唐人在历史深处发出的呼声即便到了今天仍然叩击人心,提醒我们以“廉”为准则,以“清、勤、慎”促行,从个人与自我、时代与历史、个人与他人和社会等不同维度不断审视自身、抚今追昔、助推发展。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当然绝不仅仅告诉我们用铜镜整理穿戴这么简单的道理,而是言明廉的个体基础所指向的个人与自我关系的处理方式。无论是个人的形貌还是自我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有不断去审视自我才能不断认识自身、秉持正道。
  中国人历来十分注重“自省”,无论是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还是《礼记·大学》中“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抑或是曹植所言的“敬惟慎独”,都将个人道德水平的修养和个人品行的操守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不断追求个人风范的最高境界。这便是传统文化的高妙之处,并不直言廉政笔谈廉不能做什么,而是从更根本、更理想的层面提出要求。试问一个品性高洁、修身养性之人又怎么会轻贱自己美好的人格而落入不正不廉的泥淖中呢?由此中华民族用智慧探索出在行政与法制之外道德的重要性,道德可以作为法律制度的前哨,将社会行为准则予以规范和过滤,从而分流、卸载各种力量对社会的影响。虽然经过历史的发展,道德训诫逐渐固化而慢慢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但其规范个人行为的合理内核仍然需要承传。这就是为什么一百多年来我们对传统文化历经批判—扬弃—改造—吸收的原因。
  中华传统文化更多的是从君子与士的角度为我们树立起了行为规范的榜样与标杆,也就是心理学自我意识理论中所说的“理想自我”。那么当现实的自我与理想的自我形成矛盾又如何化解呢?存在主义哲学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普通个体自我行动的力量。一个人并没有什么不变的“本质”,人的“存在”先于“本质”,即便“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但每个人选择自己的行动时是绝对自由的,我们可以通过“自由选择”,展现我们是怎样的人。谁都不能判定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才能用每一次每一时的行动说明自身。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她一次次用事实告诉我们世事变迁与成败得失的原因,为我们揭示朝代兴替的内在规律。历史上,无论国内外都能看到雄心壮志的统治者与奋发有为的大臣们齐心协力,开创一个个古今称颂的时代。然而,人在政举,人亡政息的悲剧,也一次次在历史中上演。随着统治时间的推移,曾经的盛世名君总是无法长久,不是统治者的自毁长城就是良政的无以为继,让我们在朝代的更替中唏嘘不已。无论历史有怎样的面目,但是一条始终不变的规律一再显现,那就是廉则兴,贪则衰。如果治理不了腐败,国家就有危亡的重大危险。而腐败得以规控,国家就能长治久安,稳固而昌盛。
  现实社会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体组成,只有个人与社会之间有效制约与良性互动,宏观规律中的方略才能在微观现实中运行有效。说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能忘记以身祭国的屈原、慷慨高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振臂呼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我们感怀他们国将倾覆时仍坚守对民族和国家的赤诚之时,却不禁叹息没有更多的狄仁杰、包拯、海瑞、于成龙们早一些阻止国家的衰颓。事实上,寄望他人不如从我做起,因为现代公民社会要求每一个人都为社会的风清气正、稳定健康付出努力,这对于发展越来越快、人口越来越多的城镇化生活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每个人都规范自己、助力社会发展,我们才不会在“膜拜”单车的便利和“车让行人”的受用中,烦恼小黄车在街边乱作一团或行人过马路时的闲庭信步。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唐太宗因魏征的故去悲叹“朕亡一镜矣”,不仅仅是因为人生中少了重要的良师益友,其实也体现出中国人一种共同的心理状态。中国人更倾向于处在一个亲密的人际关系圈子里,通过和其他人关系的调试界定自我价值和世界观。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可以惺惺相惜,可以互相竞争,也可以共同促进。但是真实的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似乎无法得到直接的答案,只能依靠“镜像”与“他者”来认识自身。历史上的刘邦与项羽或是《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与周瑜,如果没有另一方的对照与辉映,那么他们个人的光彩就会褪色不少;又如“竹林七贤”的莫逆之交、不同流俗。对手优秀,自己就要更优秀;友人贤达,自然会生发见贤思齐之心。正所谓“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通过一个人的交际圈我们既能了解他的为人,也能通过他的待人接物来判断他是否正直。
  目前,圈子文化的确有比较强的影响力,志同为圈,会聚在一起的多是志趣相投、观念一致的人。但社会上也确实出现一些影响社会文化、危害政治生态的腐败圈、雾霾圈,圈子内相互攀附、相互提携、利益均沾,对外则密不透风、排斥异己,实际形成的是一个利己主义的集团。所以必须将纪律与规矩作为参照,加强监督执纪,使遵规守纪成为自觉的行为。
  我们今天回看历史并非要发思古之幽情,而是通过历史的经验教训将廉作为纪律准则,端正自己的言行。我们知道无论何时何地崇高就是崇高,中华民族对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将永远充满敬意、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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