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嘉华

　　在今年5月14日召开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回忆历史的基础上，描绘了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的建设蓝图。为了实现这一蓝图，他还提出了实现蓝图的基本原则、合作途径、资金投入、问题研究、项目支持等具体步骤，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寻求共同发展的胸怀与诚意。
　　这样具有国际视野的顶层设计，既需要经济实力，为设计的顺利实施提供物质基础；更需要文化方面的自信，为设计的成功提供精神支撑。这是“一带一路”思想产生的根本，也是当年“丝路”形成的原因。
　　西汉时期的张骞所以能够出使西域长达十年之久，确实与“文景之治”带来的经济富庶、国力强大有关。但是，历经千难万险而不妥协，最终不辱使命，不能不说与其内心的强大有直接关系。这种信念与汉代初年社会上崇尚的儒、道学说有关，更离不开先秦诸子树立起来的家国信仰。明代的郑和所以能将海上丝绸之路推向极致，完成七下西洋、遍访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空前壮举，开辟世界古代航海史之先河，当然离不开“洪武之治”、“永乐盛世”提供的强大物质基础和先进的航海技术，但是，如果没有重礼之家的熏陶，尤其是在谙熟传统文化后升华出来的自信，也很难形成战胜困难的谋略和不达不止的决心，完成“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的”（李约瑟语）的航海壮举。
　　不难看出，张骞与郑和之所以能够完成常人难以完成的使命，离不开专业知识和职业操守，更离不开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和崇敬。前者让他们获得了“外交家”、“航海家”的美名，后者让他们的壮举具有了文化意义，载入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
　　任何重大活动都会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段时间形成社会风气。世纪之初，“加入世贸”和“申奥成功”同样引起过世界的关注。不同的是，“入世”和“申奥”是中国经过漫长谈判、积极争取的结果，需要适应甚至是迎合西方世界。这一点在建筑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那一时段的城镇化基本上是以西方为榜样，将建设所谓“国际化都市”作为目标，既不考虑地域环境，也不顾及历史风貌，不仅出现了“千城一面”和“全盘西化”的问题，甚至连西方工业文明早期出现的污染、拥堵和能源危机等城市病也在不少城市中再度出现。如果不结合中国建筑的历史情况，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种情况解释为“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阶段”；如果对中国建筑的历史稍有了解，特别是身临一些历史性城市或村落，面对那些抵御了无数天灾人祸依然生机盎然的人居空间，我们不能不佩服祖先在选址选材、布局规划、因地制宜等过程中蕴藏的大智慧。这些智慧形成于历史，指导着官方和民间的各种建造活动，并最终升华为一种文化自觉，成为中华民族独有的建筑文化。
　　“一带一路”不仅仅是经济活动，更具有鲜明的文化指向，也给中国建筑界带来重大影响。自2013年提出伊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便迅速作出反应，组织专家对国内传统建筑形态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出版了《中国传统民居类型全集》，总结出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内传统建筑形态559种；2014年又组织力量撰写《中国传统建筑的解析与传承》，分析传统建筑与各地自然和人文环境之间的渊源关系，提炼其中的文化价值，2017年5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北京召开《中国传统建筑的智慧》座谈会，研究传统建筑中承载着的哲学、美学、伦理、教育、管理、营造等方面的经验，探讨建筑与民族生存之间的关系。凡此种种，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对于厘清传统建筑在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地位，总结传统建筑的文化价值，帮助人们对传统建筑的深层理解，增强人们、尤其是建筑领域从业人员的文化自信，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带一路”是在文化认同框架下搭建起来的国际合作平台。与世纪之交的“加入世贸”和“申奥成功”比较，“一带一路”是中国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拥有一定经济实力以后，主动走出去的结果。在这方面，我们的祖先同样有过成功的尝试，遍布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就是很好的证明。将中国人的聚居区用“唐”来命名，显示了海外游子的唐文化情节。唐人街的文化定位不是迎合西方，而是严格地保持着中国味道，从建筑形态到街区布局，浓郁的中国味道显示了居住者的文化自信，从而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
　　今年元月，国家颁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政策性要求。对从事建筑专业的人士来说，传承发展中华传统建筑文化，有助于从源头上领会中华营造智慧，开阔设计思路；对非专业的人士来说，有助于从博大精深的建筑文化中发现中华民族所以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提升对中华建筑文化的自信水平。 
　　

（原载《瞭望》2017年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