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播下的一颗微弱种子，只记得第一次在意识里与职业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直接冲着教师去了。这种意念或许起源于小时候坐在简陋的教室里对老师的仰望。那时候上课需要双手背在身后，昂首挺胸、双目有神，将所有的精气神全都集中在三尺讲台中间老师的身上，像极了一片地里的小小向日葵，而老师就像那个散发着光芒的太阳。儿时记忆，微微发黄，只是那种场景，略带着些许全身心投入的仪式感，极其虔诚，而这种仪式感构建起来一种热烈的信仰，是蒙昧对开化的信仰，是愚顽对光明的信仰，甚至有些崇拜在里面。而这些复杂的感情可能就是我执着于这个职业的内在驱动力。
　　世事多变，后来阴差阳错读了理工，在茫然的追逐中渐渐淡忘了这种感性的追求。待到后来留校任教，正式作为一名教师后，一些已经深藏潜意识里的情感，逐渐被唤醒，并凭着这种混沌的情感，开始踏足三尺之地。但因为这种身份的转变折度过大，再加上这个年代对于知识功利性的过度发掘，使我认知和体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年过来，热爱过也迷失过，对于讲台也逐渐由起先的惶恐变为现在些许麻木，时常觉得，这中间缺失了一些东西。
　　偶然机会，出于对诗词的热爱，跑去听潘鼎坤教授关于古诗词的讲座。老爷子一身蓝色卡其布的中山装，袖子挽起，干净利落，眉毛雪白浓重，身形微偻但精神矍铄。当93岁高龄的他站上讲台的瞬间就完成了由一个普通的老年人到一位大师的神奇转变，忽然令这一个普通的教室香光庄严，让一群平凡之人如闻檀息。此时他讲微积分还是诗词对联都已经不重要了。我不自觉地将双手背在身后，昂首挺胸、双目有神，将所有的精气神全都集中在三尺讲台中间这位老先生的身上。他用放大镜仔细地看讲稿、用枯瘦的手铿锵地板书、在讲台上有力地踱步、以南方口音幽默的讲述、深带感情远远的追忆……在讲台上的一举一动敛进老先生的身体里，又慢慢地散发出一种光华，不凛冽，不刺眼，但有一种特殊的温度。这种光华和温度高度唤起了那些儿时情感，将裹在外面混沌的东西一点点的冲刷。那一刻，我共情到一种厚重但热烈的东西，感受到一种魂魄的力量，信仰这两个字喷薄而出，那一刻我甚至有些激动。
　　潘老师说：“三尺讲台，我热爱它，讲课对于我来说是一种享受，站在讲台上，我就感觉自己活力无限。”我想，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潘老师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是重的，一种灵魂有乡的踏实厚重，从这份重里，我看到了一种选择、持有、坚定的重量，所以我感受来自重的吸引和崇敬；潘老师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又是轻的，一种精神释放的飘扬洒脱，从这份轻里，我看到了一种轻松、弥散、柔软的轻盈，所以我感受到来自轻的挥洒和光华，这一重一轻赋予这三尺讲台一种神圣感。讲座期间，潘老师时而诙谐，时而庄严，虽然岁月已然让他的发音偶尔失准，让他记忆有时不清，但他每字力吐，每言必究，在讲台上站得那么稳，就像讲台上有他的根，有他的魂，有他获得滋养的源泉。当我从教之后，我曾经无数次思考过一个问题——好的老师是什么样子？是满腹的知识？是高的学术成就？是教出高分数的学生？没有一个答案让我满意！但再次作为一个学生坐在教室里听潘老师讲课，我慢慢在迷茫中看到了一些头绪。或许，一个好的老师，就是择一事，终一生。这两句浅薄的话，我曾经以为我明白。但现在我才发现，原来的理解多么浅薄，多么苍白。原来择一事，就是选择、认同并将其内化为自身价值的一部分，这种选择是主动的，这种认同是自发的，这种内化是不自觉的；而终一生，就是投入、持续并坚定不移，这种投入是自愿的，这种持续是增长的，这种坚定不移是日益沉淀的。所以择一事，终一生，就是信奉和尊重，并将其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这里面涵着多少热情的倾注，包含着多少无悔的追求。所以一个好的老师，不是说教而是展现和影响，展现自己的信仰，对知识的信仰、对光明的信仰、对三尺讲台的信仰，有了这种信仰自然散发光芒，有了这种光芒，讲台下的人自然感同身受，影响就会发生。潘老师说：“只要我还能讲，无论哪个院（系）想让我讲，我都愿意讲。”台下掌声雷动，我想感动肯定不止我一个，简单的两个字“愿意”诠释了信仰的全部内容。
　　潘老师最后在黑板上用大字写下李商隐的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那一刻我觉得老先生有些动情，如果选择、相信、信奉，这是一种递进，那么兴趣、投入、热爱就是一种沉积，这种递进让我们知道前进的道路，在黑暗中知道方向；这种沉积让我们灵魂有了故里，在孤单时可以找到家乡。这递进和沉积构成信仰的全部重量，而这重量让我们可以在奉献中感知自我价值，让我们可以在奉献中体现生命的尊严，讲台在，故我在，我奉献，故我在。
　　《道德经》讲：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尺虽小，可化万物。潘老师只是又站上三尺讲台简单做了一场讲座，我只是又坐在台下背起双手、昂首挺胸、双目有神地听了一场讲座。明天，我将继续站上讲台，带着我的三尺信仰。 
　　

（文/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