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嘉华

　　“特色小镇”是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步骤，涉及城市未来的建设走向，也关乎农村的未来发展，因而一经提出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据国家发改委统计，截止201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56.1%，城市人口有7.7亿。据2014年的统计，中国共有661个城市，1.9万个镇，2.2万个乡,“镇”和“乡”的数量远远大于“市”。然而，从城市人口的分布情况看，即使进入到了新世纪，居住在“镇”里的城市人口也只占到27%。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是以绝大多数人集中在大中城市为特点的，“镇”显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从这些年的实际情况看，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城乡两极分化的加剧：城市方面，人口的急剧膨胀，带来了房价高涨、交通拥堵、资源紧张等问题；乡镇方面，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带来了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土地荒废等问题。这样的城市化既不利于城乡的均衡发展，也直接影响着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 
　　西方的城市化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像英国的曼彻斯特、德国的鲁尔，当年，都因为工商业的急剧扩张而吸引了大量的农村人口。很快，这种不均衡的发展便衍生出来了各种社会问题，各国都不得不下大气力化解过分集中的人口与资源，为城乡的均衡化发展创造条件，出现了在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上各具特点的“卫星城市”和“小城市”。　　
　　西方的“卫星城市”和“小城市”近乎于我国的“镇”，在后来的城市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比如，德国的城市化率已经高达97%，但是，其中有70%的人居住在小城市；美国的城市化率是84%，其中90%的人生活在5万人左右的小城市；英国的城市化率也很高，但是只有9%的人居住在城市的核心区，86%的人居住在郊区或小城市。事实证明，小城市的现代化程度越高，越可以在城乡之间发挥积极作用——对城市而言，可以避免由于人口过于密集导致的过度建设，以有效地保护城市环境，降低住民的生活成本；对乡村而言，可以改善投资环境，增加就业机会。　　
　　这样看来，通过“特色小镇”建设，改变我国城乡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6年是我国“特色小镇”建设的里程牌，从住建部、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布文件，到首批公布的127个“特色小镇”名录，“特色小镇”建设正式提到了国家层面。与前一段的城市化比较，“特色小镇”更加关注当地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培育具有当地特点的生态环境。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要在产业上保持特色。这一点主要是针对镇子的经济环境而言。历史上，“镇”一般是作为传统经济的中心而出现的，基本形成于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的地方，如太湖流域的水乡古镇群、川黔渝交界的古镇群、晋中南的古镇群、闽粤地区的古镇群等。这些地方的经济活动或以水产为主，或以贸易兴盛，或以手工艺著名，具有及其鲜明的地域性。结合新的时代需求，融入新理念、新技术，将各地的传统经济发扬光大，是“特色小镇”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其次要在空间上保持特色。这一点主要是针对镇子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而言。“天人合一”的理念，使传统营造十分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村镇多建在山环水绕、绿树成荫的地方。从江浙到皖闽，从云贵川到晋察冀，留下了一个个风景如画的乡镇。“因地制宜”的理念，使这些地方的建筑从选材到工艺，从造型到格局都很有地方特点，马头墙、吊脚楼、四合院、窑洞群……形成了地域性极强的空间造型，与周围的自然景观形成了绝配。这些无疑是“特色小镇”建设的基本色，也是“特色小镇”人居环境建设保持魅力的所在。 
　　再次要在文化上保持特色。镇与村本来就有着诸多的联系，不少镇子因为保持着耕读传家的传统，不仅在漫长的历史中人才辈出，还在营造、养生、教育、信仰等等方面积淀了丰富的内容，构成了千姿百态的民间文化。这些，既包含着大自然的造化，也包含着当地百姓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经验，共同构成了华夏民族生存的大智慧，当然也是“特色小镇”建设应该保持的本质属性。
　　这样看来，“特色小镇”是新型城镇化的有益尝试。与追求规模扩张的城市化比较，“特色小镇”不是急于城市形态的复制，而是意在寻找地域文化的魅力进行复兴；与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型城市比较，“特色小镇”不是以对GDP的贡献率为目标，而是意在寻找生产与生活之间的最佳平衡点；与追求高密度的紧凑型城市比较，“特色小镇”不是以人口数量多少来衡量，而是以百姓生活的方便舒适为旨归。
　　经过十几年的高速扩张，中国城市确实应该考虑质量提升的问题了。这不仅符合数量积累到质量飞跃的事物发展规律，也是世界城市发展共同走过的路径，更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 
　 

（原载《瞭望》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