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声教授与团队青年教师合影

　　

新华社高级记者 王军

　　5年前的一个夏日，王树声到北京开会，突然失声。回到西安，大夫发现他的声带上长了一个瘤子，说可能是癌症。
　　“我当时吓得不敢回家了！这可咋办？！”他沉沉地坐在医院门口的花池沿上，陷入迷惘。当时，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谁能够把《图典》继续编下去啊。
　　为了《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他已耗去了多年时光。他带着学生把从全国各地搜集来的古代方志，一本一本地通阅、研究、讨论，说了太多的话，“累得人都快走不动了！”没想到，竟然失声。
　　所幸，最终确诊，声带上长着的不是恶性肿瘤。手术，成功了。
　　向本刊记者追忆当年那一幕，王树声不禁流下泪来。
　　如今，这位41岁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拼尽12年气力，拿出整整18卷《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内容涵盖中国1400多个城市，采集历史文献3000余部，整理研究城市规划经验3700余条。
　　“谁说中国没有自己的城市规划理论？！”这位性情温厚的山西汉子，心中的“火山”爆发了，“我们的祖先有着伟大的规划理论，只是它们散见于地方志等各种文献之中，需要我们去发现！”
　　“《图典》为什么要搞这么大的规模？”他提高了声调，“因为你只是举几个例子，没人信服啊！”
　　5月22日，由中国城市规划协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中国建筑学会联合主办的“中国城市规划传统的继承与创新暨《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住建部副部长黄艳，吴良镛、张锦秋、徐德龙三位院士，以及20多位城市规划与建筑专家出席。 
　　王树声发表演讲，题为《中国城市规划传统的发掘与学习》。黄艳闻罢，向他鞠了一躬：“我想向您表达的不是感谢，而是感激！这18卷《图典》对我来说是太大的惊喜，甚至是震撼！” 
　 

“古代城市为什么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图典》生逢其时。去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重点提出。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要求，“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护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要结合自己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要加强城市设计，提倡城市修补，加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公开性和强制性。要加强对城市的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风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等方面的规划和管控，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
　　此前，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
　　一时之间，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体现和延续城市文脉，如何让城市建筑更好地体现地域特征、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成为主管部门与学术界重点探索的课题。
　　18卷《图典》的问世，如同一场及时雨。这部浩瀚巨著，借鉴古人“左图右史”的传统，重视从“图”和“文”两个方面展示每座城市的规划经验与智慧，并通过总论与各卷综述加以系统总结。
　　《图典》之“图”，就是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境图、城图、形胜图、八景图、石刻图等图档中选取的能够代表城市规划与营造特点的城市人居图；
　　《图典》之“文”，就是从历史文献中挖掘出来的城市规划建设的典型经验、城市规划建设的经典思想和方法。
　　“古代城市为什么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王树声指出，“这是因为先人在营造城市时结合自然山水进行了三个层次的控制：一是内形，即城市本体，是身之所处；二是外形，即城市郊野，是行之所达；三是大形，即城市四望，是目之所览。”
　　他强调：“中国城市就是在统筹大形、外形、内形的过程中，把人工建设与自然山水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形成整体。以这种理念规划的城市自然会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中国古代城市是以天地自然环境为本体进行的空间营造，可是，其设计手法何在？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缺乏具体揭示。不解决这一问题，指导当下建设的城市设计及规划导则，就难以在文脉延续性方面予以具体规范，在城市建设中留住中华文化的“基因”，就难以有效解决。
　　王树声对中国古代城市大形、外形、内形及其统筹设计方法的发现，为以上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路径。他就此举出例证：北宋吕大防《长安图》是现存最早的中国石刻城市图，此图按照比例尺绘制了城市部分，将南部秦岭绘制于图上。吕大防在题记中所称“城内用折法，城外取容”之画法，既关注城内建设部分的比例，又把城外大尺度的山水环境标示在图上，清楚表达城内建设与城外山水的关系。 
　　他还发现，除了结合自然山水的城市规划，先人还特别重视城市人文空间的营造，强调城市不仅要解决生用功能，更要追求人心的凝聚和对人的涵养，正所谓“京师，天下之首善也；总府，一方之首善也。首善者何？教化风俗之所出也”。
　　在人文空间结构中，标志性文化建筑起到统领全局的作用，对塑造城市人文空间结构意义重大。因此，古人高度重视此类建筑营建，提出了“固其基、昭其文、宣其气、肃其敬”的建筑四原则。
　　他指出，此四原则，不仅是针对建筑物本身而论，还特别强调建筑与人的关系，它是通过人在建筑中的体验来感受和定义建筑，给予建筑极大的环境属性和文化属性，明显不同于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提出的“坚固、适用、美观”之西方建筑三原则。
　　“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化大国，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且未曾间断的文明。”王树声在《图典》总论中开宗明义，“在这样一个国家进行现代化，不应忽视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更不能把历史文化传统视作现代化的障碍而隔断。” 
　  

道虽弥，不行不至

　　1993年，王树声考入中国著名的土木、建筑“老八校”之一——西安冶金建筑学院（1994年更名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置身古都西安，他心生一问：唐代长安的城市规划如此伟大，我们能不能把那样的规划方法借鉴到今天来用？
　　他把自己的想法向一位老师全盘托出，得到的回答是：“你不会爬，还想跑？先打好基础再说吧！”
　　他便把冯友兰、张岱年等国学大师的书找来，一本一本去“啃”，又通读有关古代营国制度的史籍、著作。1998年，他读硕士研究生，又把《城市规划》《建筑师》等专业杂志一一遍览，觉得不甚解渴：“大家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过于抽象，描述性的多，实用性的少。我认为，研究工作必须理论再加实践，总结出来的东西必须能用，要能说服搞设计的人！”
　　这时，两院院士吴良镛来到学校作报告，这位中国城市规划权威的一句话点亮了他的心：“中国古代规划是把周围的山水自然环境与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设计的！”
　　王树声决心把这样的理论与具体的设计方法，通过实地调察与文献研究加以梳理和发现。有人对他说，你想当和尚就干这个吧！意思是，这活儿太苦，挣不了钱，可能还养不了家。而去干建筑师、规划师的活儿，有多少钱可以赚啊。
　　王树声却横下一条心。硕士毕业后，他把《黄河晋陕沿岸历史城市人居环境营造研究》作为自己的博士研究生课题，对黄河晋陕沿岸的河曲、保德、府谷、佳县、吴堡、河津、韩城、荣河、朝邑、蒲州、潼关11座城市以及碛口、芝川两镇作了实地调查，并结合地方志等历史文献进行通盘研究。
　　他通过土地用途计量分析，发现中国古代城市是“人格空间”“神格空间”“礼格空间”的“三格合一”；中国历史上，在确定的自然环境里进行人居环境建设时，营造者最为关注的是对“文态空间”和“支撑网络”的建设，前者即“文荫”，后者即“武备”，即所谓“武备文荫”。
　　他对黄河晋陕沿岸城市存在的冠山俯河、笼山滨河、据山望河、据山近河、据山滨河、依山滨河六种类型作了城市设计研究，指出除此之外，还存在一种更大的山水格局，即“城市形胜格局”，它是把城市放在大尺度山水环境中来布局，将山水环境与人工建筑作整体考虑来设计城市。
　　他攀上韩城古城北部山岗上的金代建筑——赳赳寨砖塔，从顶层外眺，惊奇地发现，韩城两山夹一河，天际线如同大圆，这为他后来通过方志研究发现“四合若大环”的空间营造理念，埋下伏笔。
　　“不是我们没有理论，而是我们缺乏整理！”面对本刊记者，王树声大声说道，“如果我们把这些整理出来了，给学生讲，给建筑师讲，他们一定会信服的！这些都是有用的！先人的规划理论与实践方法，不能丢掉啊！”
　　他发现，中国历史上专门论述城市规划的著作，可能仅有隋代宇文恺著述的《东都图记》了，可惜后世失传。以至于一般人以为，中国并没有专门的城市规划理论。
　　然而，他发现，中国城市规划实践历史悠久，几乎每一座城市都积累了深邃的规划智慧，遂立志进行《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的整理、研究，因为“中国古代留下了最多的典范城市，以及见载于方志等古籍之中的规划建设思想”。
　　但这谈何容易！中国的方志古籍浩如烟海，如此“大海捞针”，岂是他一人可穷尽？
　　有人提醒他：大家做地方规划时都会看方志，但没有人搞方志方面的研究，是不是方志的价值没有那么高啊？
　　可是，王树声不这么认为。“关键是我们要以今之心通古人之心。”他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揭示方志的价值。”
　　他已迫不及待，从2002年开始，就自己一个人干了起来。 
　　

“我们走出一小步，就是一大步！”

　　民国版《关中胜迹图志》售价1000元，这让刚刚从教的王树声犯了难，那时他的月工资只有900元。“科研经费，始终是个问题，买不起，真头疼啊！”
　　他就利用各种出差机会，到了一个地方，一放下行李，就直奔图书馆查阅方志，或实地调研。“所到之处都在拆，令人痛心！各个城市，内形基本已毁，外形基本保存，大形宛然如旧，越是中心区破坏得越厉害！”
　　后来，他成为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便将学生组织起来，把调查范围从黄土高原，扩大到全国，把能找到方志的1400多个城市全部纳入。“资料收集依然很难，不少地方图书馆没有资料分享机制，一些省级图书馆还把方志当作文物收藏，不让人使用。”
　　一次他带队去开封调研，夜间抵达，正赶上当地的菊花节，普通宾馆床位皆满，只有五星级宾馆尚余床位，住一夜需支付600多元。“实在舍不得花那600多元，大家索性在宾馆大堂沙发上眯到天亮。家贫出孝子啊，省下这点钱，可以买书！”
　　他难以忘怀的是，同学们研究古籍的能力不一，有的同学在这方面能力偏弱，就主动请缨：“我做不了注释，但我可以打字！”
　　他激励大家：“在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走出一小步，就是一大步！”
　　王树声出生于山西省闻喜县，在乡下栗村度过了童年，乡村活着的传统文化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每年正月办社火时，我都从头看到尾。遇到旱灾，村里就召集属龙的男人，几十人组成12个队，赤着脚，鸣奏古朴哀伤的音乐，去几十里外的龙王庙求雨，归来时，大家在村口迎接，送吃送喝，在村里的广场铺上芦苇席让他们休息；广场上，有说书的，有唱戏的，热热闹闹，一直弄到深夜。这样的民俗活动，是对全村力量的动员，是凝聚力所在！”
　　此种认识，使他在《图典》研究中有了更多发现。“中国城市有一可贵之处，就是无论何时何境，都有一种‘人’的意识，思考‘人’的问题，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并不丢掉‘人’字，这是根本性的。”
　　譬如，明末清初，汉口发展为通都大邑，在经济繁荣、人口增加之时，文化却趋于淡漠。这时，集聚于此的徽州商人开始思考：“人多则情涣，涣则必思所以联结之；居安则志隳，隳则必思所以振励之。”于是，他们在重要地段修建了紫阳书院，祀朱熹，使之兼备教育与会馆功能，成为凝聚徽商精神的场所。
　　他在运城康杰中学读高中时，语文老师牛淼祥给全校同学上了一堂校园文明课。“牛老师说，你们要爱家乡，爱我们的河东大地！最早的中华在哪里？最早的中华就在我们脚下！河东大地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尧舜禹都在这儿！”
　　牛老师的这番话，在王树声的心里播下了一颗种子。如今，这颗种子，长成了参天大树。 
　　

“中国文化复兴大有希望，大有可为”

 
　　在《图典》研究中，王树声对隋唐长安城规划手法进行分析，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研究，发现隋唐长安城是以太极宫为基本模数单位，以此规划和布局皇城和外郭，整个都城的形态是由一系列内涵等边三角形的矩形组织而成的。
　　2009年，他就此发表论文《隋唐长安城规划手法探析》，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被誉为“隋唐长安城规划设计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和中国古代数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将对更为深层文化意义研究产生积极影响”。
　　2010年，《图典》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4年年底，18卷《图典》完成。
　　王树声从十个方面总结了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规划智慧，包括：中国城市人居环境的基本概念、结合自然山水的城市规划、城市人文空间规划、城市古迹保护与文化传承、经济繁盛时期的城市规划、城市建筑与风景的营造理念、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城市规划建设中循吏的贡献、城市规划的“文人+匠人”模式、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中华美德。
　　“洋洋大观的宏伟工程，完全可以想见其中的苦心。”吴良镛对《图典》予以高度评价，“我对‘中国人居智慧之十点总结’尤为赞赏，当然，对于中国浩瀚之人居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各有发挥，这十点是著者多年学术积累的结晶，是对中国城市人居规划特色的一种宏论，弥足珍贵，颇足思考。”
　　“我要向王树声这样的学者深表敬意。”张锦秋说，“社会高速发展、世事日异、人心浮躁的当今，一个学者能沉下心来带领团队，坚持12年开展遍及全国的调查研究。这不由使我想到了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同仁在国家贫困、战水纷飞的年代进行古建筑调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所的学者们率先走向田野在国内开展民居调查，等等。《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的出版正彰显出中国的建筑学人这种不畏艰苦、矢志不渝的精神薪火不断、代代相传。中国文化复兴大有希望，大有可为。”